[人教新课标]八年级历史（上）教学资料大全

第一课

典型例题

　　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的直接原因是（　）

　　A．换取中国商品　B．掠夺中国白银

　　C．扭转贸易逆差　D．打破清朝“闭关锁国”政策

　　此题答案为C。

　　例题分析：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的工业品具有顽强的抵抗力和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限制，使英国不可能在中国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因而出现贸易逆差。这种正常的贸易状况，显然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与掠夺中国的要求。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他们找到了对他们最有利的特殊商品——鸦片，以此作为掠夺中国财富，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1773年英国制定了对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

探究活动

1

　　教师组织学生观看《林则徐》或《鸦片战争》然后写一篇观后感。

2

　　泱泱大中华，面对远隔千山万水之遥的英国，我们失败了，同学们，试想身处当时，我们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今天的我们又如何去做？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l．1840～1949年，中国的社会性质是

　　A．封建社会　　　　　B．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社会主义社会

　　2．鸦片战争前，仅次于英国走私鸦片的国家是

　　A．荷兰　　　B．葡萄牙　　　C．美国　　　D．法国

　　3．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的皇帝是

　　A．道光皇帝　　B．咸丰皇帝　　C．光绪皇帝　　D．同治皇帝

　　二、双项选择题

　　1．18世纪后期，在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的原因是

　　A．清朝封建统治强大

　　B．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政策

　　C．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D．外国工业品很难在中国市场倾销

　　2．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的主要原因有

　　A．中国白银外流，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B．白银大量外流，威胁到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C．贵族、官僚、地主吸食鸦片以后，政治更加腐败

　　D．士兵吸食鸦片，军队战斗力加强了

　　3．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中国是

　　A．出超　　　B．贸易顺差　　　C．入超　　D．贸易逆差

　　三、填空题

　　l．1839年6月3日，______下令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______海滩当众销毁。

　　2．清朝统治走向衰落时，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______阶段，以_______国的工业发展水平最高，为了开辟市场，倾销产品，掠夺工业原料，把侵略矛头指向________。

　　3．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_______指使英国商人拒绝交出鸦片和写保证书。

　　四、识图题

　　观察下页的图表，请回答：

　　①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1839年比1799年激增约多少箱？

　　②英国殖民者从罪恶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多少暴利？掠夺走中国多少白银？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请回答：

　　①引文是谁说的话？

　　②引文中的“此事”指的是什么？“此事”后来怎么样了？

　　③引文表达了什么样的决心？

　　参考答案

　　一、1．B　　2．C　 　3．A

　　二、1．CD　 2．BC　　3．AB

　　三、1．林则徐　虎门　2．上升　英　中国　3．义律

　　四、①约36800箱。

　　　　②在鸦片战争前的40年中，英国走私运入中国的鸦片有40多万箱，从中国掠走大约三四亿银元。1800年，英国的鸦片收入为124万多两白银，到1838年增长到519万多两白银。这是一笔骇人听闻的掠夺账。

　　五、①林则徐。

　　　　②指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之事。后来缴获英美等国商人的110多万公斤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取得了禁烟斗争的重大胜利。

　　　　③表达了林则徐禁烟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扩展资料

清朝鸦片战争前的旧式的水师

　　清朝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军主要是依靠旧式的水师，它包含了“八旗”与“绿营”两个系统；八旗水师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吉林、旅顺口、天津、京口、乍浦、广州、福州十个营；总兵力仅约一万人。

　　绿营水师则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六个外海水师；及内陆的江南(长江)、浙江(钱塘江)、广东(珠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等八个内河水师，实力远超过八旗，不过都是一样的腐败与纪律松弛。各水师营都是由当地的总督巡抚管辖，并无全国性的海军组织。

　　清朝旧制水师所使用的战船种类繁多船型复杂无比，外海战船就有28种，以“赶缯船”与“居船”为主，型式类似福建之容克船(Junk)；内河战船更多达30到40种，以“唬船”与“哨船”为主。此外尚有“沙船”(装炮10门)、“巡船”、“红单船”(装炮20至30门)、“鸟船”、“霆船”等多种船型。

　　鸦片战争前清廷最大的战船规格如下：排水量不到250吨，长11丈余，宽2丈余，桅高20至27米；置前膛炮10门，乘员不到100人；船体为松杉木质制造，方型布帆。而无论那一种船型都是行动迟缓，火炮射程近又不准，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战力。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的当时，清朝全国水师的外海战船共约930艘，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敌前的水师兵力共约10万人，大小战船约700多艘。重陆轻海的清廷更花费大量的资源建设陆地炮台，装备了两三千门的海岸防卫火炮。但这些数字庞大的军力在英国16艘现代化蒸汽战舰的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中国的旧制水师并未因现代化舰队的建立而立即消失，他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后才结束；船只人员部份并入海军，更多的则编为各地的海上警察。印象当中水师应该都是使用帆船的，不过自清末开始有些水师已装备有蒸汽小火轮了。在战史方面中国的旧制水师曾与福建舰队共同参与了1884的中法马江之役，结果全军覆没。

五口贸易

　　五口成为“条约口岸”，中国门户洞开，西方资产阶级急欲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鸦片战争后的几年中，进口货数量一度猛增。1843年，英国输华棉纱数量（6，210，000磅）加倍于战前。1845年，英国输华棉布数量（112，000，000码）达到战前的五倍。英国棉织品输华总值从战前每年七十万英镑左右递增为1845年的一百七十多万英镑。清朝对洋货所抽的进口税很低（约百分之五），但外商还要走私逃避。厦门在1845年以后成为著名的走私口岸。广州关税在四十年代后叶，逐年减少。宁波在1850年，进口货至少有一半是走私的。

　　口岸附近地区也出现中国走私商人和走私路线。由于上海洋布充斥，一条逃避内关（杭州北新关）的走私路线，就从上海开辟，经过苏州、嘉兴至澉浦，再行船运至余姚转宁波，分销浙、闽各地。1845年经过这条路线走私的洋布达二十万匹。

　　洋布大量入口，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四十年代中叶，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手工纺织业开始衰退。闽南地区根据1845年闽海关报告，由于洋布、洋棉充积，江浙棉布在闽南“不复畅销”，而漳州、同安一带原销台湾、江浙以至东北的土布也“壅滞不能出口”。

　　洋货入口，虽然使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农村副业以及商品经济都受到打击。但各地区的自然经济，依然起着极大的抵抗作用。英国资产阶级曾经幻想短期内把中国变为无限制的市场，但涌入中国的货物大半仍被积压着。1846年以后，洋纱、洋布进口数量显著下降，到五十年代才又回升。在鸦片以外的普通商品贸易方面，进出口值的顺差，仍是在中国方面。五口开放后的十几年中，侵略者仍然以鸦片走私为主要掠夺手段。鸦片进口量从四十年代中叶的每年四万多箱达到五十年代的年约七万箱。十余年中，进口鸦片总数达七、八十万箱，合三、四亿银元。香港成为囤积鸦片和走私的中心。

　　中国茶丝出口量几乎是直线地增长。茶叶在三十年代每年出口量为五千万磅强，五口开放后，1843年增为七千万磅，1851年将及一亿磅，即加倍于战前。丝在战前每年出口约12，000包，四十年代后叶每年约二万包，1852年达32，000包，1853年64，000包，即战前的五倍。茶、丝生产也相应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可靠的基础，因为贸易受外商的操纵，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成洋行的附属品，这些商人不久也就转化为初期买办商人的主要部分。贸易价格受控制的结果，使直接生产者受到更大的剥削。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年，白银继续外流，1850年以后，银价每两竟涨至制钱两千余文。当时佣工每年得钱十千，易银只有五两。到五十年代中叶，白银进口数量又超过出口数量，银价逐渐下降。

鸦片祸华小史

　　我们平时提到的鸦片贸易是指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的走私贸易和强迫中国承认的鸦片进口贸易。但鸦片祸华的历史至少可以再上溯100年。

　　鸦片是罂粟果实浆汁制品，名称有“阿片”、“阿芙蓉”、“合浦融”等等，都是阿拉伯文的音译。中国亦称其为“烟土”。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烟草和鸦片及其拌和吸食方法一并传入福建和台湾。18世纪葡萄牙人又从印度将鸦片运入中国，但输入数量和运销范围有限，每年不过两百箱。1729年清廷下令禁烟，但只惩办贩运，并不处罚吸食，而且禁止输入的只是作为嗜好品的烟土，作为药物的不在其内。因此鸦片进口并没有停止，1767年进口额增加到一千箱。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不仅构成一个多世纪英中贸易或英中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隐患。

　　鸦片贸易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很大的，中国除少数在鸦片走私贩运中的获利者外，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国内各阶级都反对鸦片进口。1842年强迫中国缔结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了打开中国门户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英国侵略者在和约谈判中一再企图用威胁利诱方法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这种活动失败以后，就听任私商鸦片走私继续进行，并且加以庇护，借此来迫使中国就范。1855年，鸦片走私进口量达到六万五千余箱。这表明殖民主义者在用事实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输入合法化。因此，在1858年英法等国强迫中国签订的《通商善后条约》中，规定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每箱缴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一直作为合法进口商品，在中国行销近六十年。鸦片贸易中的主要问题只是税额多寡的争论。

　　在20世纪初的爱国运动中，反对吸食鸦片也是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鸦片的毒害。禁止鸦片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的一致舆论。1906年清政府颁布分期禁止鸦片的上谕，规定在十年以内逐步减少种植罂粟土地，逐步戒除民间吸食鸦片嗜好，并提出了十年以内完全禁绝鸦片进口的主张。由于这一时期，鸦片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低落。因此英国方面立即响应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同意自1908年起每年减少印度出口烟土十分之一，在中英签订的《禁烟条约》中规定，外国进口限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1909年美国政府在上海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由美国主教勃兰特主持，敦请与会各国政府采纳决议条款，帮助中国政府实现它所要达到的禁烟目标。1912年1月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会议，中、美、法、德、英、意、俄、暹罗（今泰国）、日本、荷兰、波斯、葡萄牙等国都派代表出席。会议仍由勃兰特主持，议决签订禁烟公约，规定缔约各国应该检查生鸦片的生产和分配，切实禁止熟鸦片的制造、贩卖和吸食以及它的进口和出口，还要共同防止将鸦片和其他毒物走私运入或运出中国。1918年，公开的鸦片进口已经停止（医药用途进口除外）。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1839年六月三日，林则徐虎门销烟，此后二十余日，销烟近二百四十万斤，英雄的虎门也因此永载史册。

　　十一月，英军决定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连续七次进攻广东，皆被击退。道光帝大喜，决定与英断绝关系。英夷不能在广东得手，乃转向北上，两江总督是满洲人伊里布，是一个无能之辈，被英军于1840年七月攻陷定海。八月，英军打到天津大沽口外，京师震动。

　　道光帝立即派琦善为两广总督，将两广总督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革职。琦善也是个满洲无能之辈，割让了香港，林则徐和广东巡抚怡良密谋，弹劾琦善，道光将琦善逮捕抄家。道光命其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军与英作战，此人又是一个满洲无能之辈，1841年二月，英军攻克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战死。奕山在广州战败。道光迁怒于林则徐，着将林则徐邓廷桢发配伊犁“劳动改造”。

　　林在北上途中，曾奉命在河南开封协助军机大臣王鼎治理黄河。王鼎是陕西人，对林则徐的协助非常感激。王鼎家人在陕西与邻居争地，王鼎写信回去劝说家人退让，一时传为美谈。陕西人号称陕西楞娃，性格倔强。后来王鼎为揭露权臣穆彰阿（也是林则徐的政敌）的罪恶，竟自杀身亡。1842年五月，林则徐到达西安。因病在西安停留了两个月。林的全家也因此迁居西安，为了以后离林则徐近一些，方便照应。林则徐继续孤身上路，九月抵达兰州，在此期间，清朝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正式割让香港。十二月，林则徐终于到达伊犁。

　　一起被贬的邓廷桢和原粤海关监督豫堃也先后到达，他们三人经常聚会，商讨局势。伊犁将军（清帝国北方边疆有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亚苏台和伊犁五个将军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布彦泰对林甚为敬重，安排甚为周到。林则徐遂得以有空在阿克苏指导进行恳荒，颇有成绩，布彦泰趁机报告道光，道光颇为嘉许，遂命林则徐前往南疆查勘荒地。

　　林则徐在新疆大兴水利，他推广的坎儿井，对吐鲁番的开发起了很大作用。

　　林则徐在新疆，亲身感受到俄国的威胁，支持喀什噶尔大臣阿明绘制《卡外舆图》，以提防俄国入侵。

　　1845年，林则徐被道光下令释放。邓廷桢也被释放，任陕甘总督。1846年，林则徐奉命镇压了青海的藏民暴乱。

　　五月，邓廷桢病死，林则徐继任为陕甘总督。在陕西时，林则徐成功办理了赈灾事宜。此后，林又镇压了陕西一带四处抢劫的刀客。

　　1847年五月，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在昆明，他顺利解决了回汉互斗的民族矛盾，以功加“太子太保”衔。

　　1849年，林则徐以夫人病逝，体弱多病，奏请开缺回乡，道光批准，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

　　1850年，广西爆发天地会暴乱，咸丰帝觉得林则徐最可信任，当年林是他的太子太保，乃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镇压天地会邪教。林则徐责无旁贷，星夜赶往广西，路上发病，死于潮州一带，享年六十六岁。

鸦片战争前后的资本主义工业

　　美工业概况

　　1789年到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领导了大革命。法国工业生产迅速上升。生铁产量1814 年为10万吨，1840年增加到35万吨；煤产量1831年为176万吨，1847年增加到515万吨。棉织业产量1815～1840年间增加了三倍。到18世纪中叶，法国在世界各地占有大量殖民地，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殖民主义强国。美国在1783年取得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很快。机械纺织的纱锭数1805年只有4500锭，1815年增加到15万锭，1825年更增加 到80万锭，1850年已将近500万锭。铁路线1850年已长达1.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1805 年美国商人曾经掌握国际贸易的1／3。当英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的时候，美国资产阶级成了英国的重要帮凶。

　　英国工业概况

　　1640年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在纺织业中，机器大生产开始代替了工场手工业。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如1771～1775年，英国纺织工业使用的棉花总共只有500万磅，1841年一年里就达到5.28亿磅。生铁产量1796年只有12.5万吨，1840年增加到140万吨。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英国在世界各地掠夺殖民地，开辟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在亚洲，18世纪中期，英国控制了印度，19世纪初，占领新加坡和缅甸的一部分，1838年侵入阿富汗，又强迫伊朗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还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

2课 典型例题

　　例1　策划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国家是（　）[单选题]

　　A.英、法　　B.英、法、俄　　C.英、法、美　　D.英、法、美、俄

　　答案：D

　　例题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发动侵略战争”。易错选为A。造成错误的表面原因是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太机械。因为仅仅根据课本上的题目就可以判断此项应该符合题目要求。那些单纯凭借死记硬背的人，肯定是牢牢记住这点知识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机械记忆的背后还有深层的原因：第一，阅读理解的能力有欠缺。本题的题干是“策划发动”，而课本上则是“发动”，二者之间的差别是“策划”。第二，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从能力角度说是理解能力较低。第三，在学习历史知识时，只知道记忆知识点，而忽略了“历史过程”，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学科的最基本要求。历史，就是“过程”。没有任何过程的，绝对不是历史。在历史课本中，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编写者确实是省略了不少历史事实的过程。这些被省略了过程的知识点，一般很少被纳入考查的范围。学习历史，如果把“过程”都抛在一边的话，其实等于没学。“历史过程”，可以说是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有鉴于此，所以在高考中对与之相关的能力要求规定得非常清楚；“再认、再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这三方面内容，其实质是一个，即“发展过程”。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忽略对历史过程的掌握，是犯了历史学习的大忌。认识到这点后，我们再看课本，就可以看到在课本上用小字清楚地写道：“美国和俄国公使分别乘军舰赶到香港，替英法两国武装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当然，有的人可能说：“这是小字，不足为凭。在课本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一目中就用大字写道：“美俄两国公使随同英法联军舰队北上，……美俄两国借‘调停’之名，伪装‘中立’。在美俄‘调停’的掩护下，英法联军做好战争准备，而后发动突然袭击，夺取大沽炮台。”这不是参与“发动”是什么！？

　　本题启示我们：在学习历史事件时，必须以是否准确掌握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为标准。

　　例2下列内容属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共有的是（　 ）[多选题]

　　A．割地　B．开设通商口岸　  C．赔款　　D．外国船只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

　　此题答案为：ABC。

　　例题分析：这是一道有一定难度的题，但是考察的知识很明确，对两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的掌握。关于近代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有一些可以归纳的共性特点的。例如：割地、赔款、开设通商口岸是最基本的三项内容，大部分条约里都有涉及。因此对于这三项内容兼备还是有不全的条约更需要特别重视（比如《天津条约》没有割地的内容）。本题D项，非常明显“外国船只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是《天津条约》里面的内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并没有。

探究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直接的入侵者是英法联军，但俄国和美国又是什么角色？结合史实思考。

　　学生讨论：“如何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入侵者是事实上的英法美俄的四国侵华联合阵线？”

习题精选

　　一、填空题

　　1．1860年10月，_______闯进北京西郊_______，大肆抢劫、破坏，最后放火烧毁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

　　2．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四年里，俄国乘机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侵占________平方公里。英国则通过《_______》，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

　　3．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让恭亲王、担任议和大臣，自己逃往_______。

　　二、单项选择题

　　1．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间是

　　A．1854年　　B．1856年　  C．1860年　　　 D．1858年

　　2．规定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的不平等条约是

　　A．《北京条约》　　B．《爱浑条约》

　　C．《天津条约》　　D．《黄埔条约》

　　3．“增开天津为商埠”的条约是

　　A．《天津条约》　　B．《北京条约》　C．《爱珲条约》　　D．《黄埔条约》

　　4．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在位的皇帝是

　　A．咸丰皇帝　　B．同治皇帝　　C．道光皇帝　　D．光绪皇帝

　　三、双项选择题

　　1．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是

　　A．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B．清政府不准英国输人鸦片

　　C．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权益　　　D．中国人民开始禁烟运动

　　2．1854年，英、法、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的内容是

　　A．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B．鸦片贸易合法化

　　C．增加沿海通商口岸　　D．允许外国人在内地自由贸易

　　3．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分别是

　　A．马神甫事件　　B．亚罗号事件　　C．保护侨民　　D．马嘉理事件

　　四、填图题

　　填图要求：A地是____________年中俄《___________》，俄割占共_______平方公里。B、C地是________年，中俄《________》，俄割占共________平方公里。D地是_________年，中俄《_____________》，俄割占共________平方公里。

　　总之沙俄是侵吞我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大不列颠（英国）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北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应该在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请回答：

　　①引文所说的是哪次侵华战争？

　　②在这次战争中，签订了哪些不平等条约？

　　参考答案

　　一、1．英法联军　圆明园　2．150万　北京条约  3．奕訢　承德

　　二、1．B 2．C　3．B 4．A

　　三、1．AC　2．CD　3．AB

　　四、1858　《爱皲条约》　约60万　1860　《北京条约》　约40万　1864　《勘分西北界约记》44万

　　五、①第二次鸦片战争。

　　　　②中国分别同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同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另外还在1858年和1860年，分别和沙俄签订了《爱晖条约》和《北京条约》。

扩展资料

火烧圆明园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于l0月6日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法军队洗劫二天后，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鲁斯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中国最早的国旗

　　国旗是代表国家的旗帜。古代的中国虽有多种多样的旗帜，却一直没有国旗。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原来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同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多，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大清帝国的旗帜。“龙”本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却被封建君主视为自己的化身；黄色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贵的颜色，后来又成了皇帝的专用之色。出于“朕即国家”的观念，清廷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起，允许以黄龙旗（三角形）作为国旗使用。八十年代后期，清政府正式决定以长方形的黄龙旗作为官方使用的国旗，而旅外华商只能以三角形的龙旗作为国旗使用。这是中国最早的正式国旗。黄龙旗的旗面为黄色，上绘飞龙戏珠的图案；龙为青色，珠为红色，龙头向左上方昂起。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以五色旗取代了黄龙旗。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租借九龙的条约。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9日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主要内容为：九龙（不包括九龙城）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这部分土地后称为新界。

八里桥之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张家湾、通州失陷后，英法联军继续西犯，于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一日自郎家坟分3路进攻八里桥一带。遭驻守当地的3万清军抗击，死伤千余。后因大学士瑞麟等临阵先逃，胜保受伤，清军溃散西撤，八里桥失陷。次日，咸丰帝率后妃宫眷等自圆明园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见木兰秋狝)。胜保(?～1863)，满洲镶白旗人，苏完瓜尔佳氏，字克斋。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诱捕英王陈玉成。1863年在镇压陕西回民起义时，以“讳败为胜”等罪，被责令自裁。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又称《中英通商章程》。《中英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1858年（咸丰八年）11月8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上海签订。共十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

　　（1）海关聘用英人；

　　（2）海关对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

　　（3）洋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税；

　　（4）允许鸦片进口，每百斤纳进口税三十两。从此，鸦片公开输入，外货充斥中国市场。

3课

探究活动

　　比一比：分小组讨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意义，然后选出一位代表在班上把本组的意见谈一谈，看哪个小组总结得好。

让同学们自由发挥。

习题精选

　　问答题

　　想一想，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答案：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政府的管辖，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历代中央政府从没有放弃对新疆的管理。扩展资料

阿古柏事件

　　19 世纪 70 年代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的事件。清同治三年（1864），新疆各族人民发动的大规模反清运动遍及天山南北，但各支反清势力的领导权皆为阿訇、和卓、伯克和清朝地方官吏等上层分子所掌握。占据南疆喀什噶尔城（今喀什）的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伯克向中亚伊斯兰教汗国浩罕乞师求援，迎请大小和卓之后、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汗返回新疆。1865年春，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随布素鲁克汗进入南疆。

　　阿古柏本为浩罕的军官，初为浩罕国王呼达雅尔汗的“穆合热本”（近卫），后升至阿克美奇特(白清真寺)要塞指挥官，进入南疆不久，便驱逐布素鲁克汗，并对其他各支反清势力展开攻势.，先后攻占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今莎车）、库车等地。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政权，自立为汗。1870年攻占乌鲁木齐，旋据有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部分地区。

　　阿古柏为维持其反动政权，同当时争夺中国新疆的英、俄两国侵略势力进行勾结。1873年，英国派出费赛斯使团，带给阿古柏一封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和大批武器。次年，双方签订《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取得在新疆自由进出、商品自由流通及派驻领事享有治外法权等侵略权益。俄国为抵制英国扩张势力，也密切注视着阿古柏入侵新疆的事态发展。1871年，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伊犁。第二年同阿古柏签订了《俄国和喀什噶尔条约》，阿古柏取得了俄国政府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俄国在阿古柏占领下的中国新疆地区攫得大量侵略权益。

　　阿古柏作为一个中亚国家的入侵者，肆意出卖中国新疆地区的主权和利益，妄图使新疆各族人民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分裂出去，引起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建议，派军进入新疆，于1876年收复天山北路，1877年进入南疆。阿古柏失败后，于库尔勒服毒自杀，其汗国亦随之覆灭。至此，中国新疆地区除伊犁仍被俄国侵占外，天山南、北两路全部收复。

阿古柏侵入新疆及英、俄对新疆的侵略

　　阿古柏侵入新疆及英、俄对新疆的侵略早在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觊觎中国的边疆地区。1867年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致各省督抚书中，就说“海澨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徼纷来”。六十年代被侵略者争夺的最主要地区是西北的新疆。1865年，中央亚细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YakubBeg）乘新疆回民起义的机会侵入新疆，逐步占据了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英俄商人也乘机而入，都得到阿古柏的优待并非法地扩充贸易（1868年），到1872年和1873年阿古柏竟以“独立国君主”（“艾米尔”）的名义前后和俄、英订约，企图分裂中国领土。这个恶毒阴谋只是由于中国坚持收复自己领土，并由左宗棠统率大军消灭阿古柏势力后，才被打破。新疆大部收复后，又经过反复交涉，1881年，被沙俄以“代管”名义占领多年的伊犁地区（除了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一带外）才归还中国。中国使臣曾纪泽这次在俄京折冲樽俎很有功劳。

摘录自《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左宗棠

少年大志　自比卧龙

　　左宗棠（1812年～1886）字季高，他自幼聪慧，14岁第一次应童子试便得了第一名。第二年应府试，又得个第二。但在这一年，他的母亲病故了，3年后，父亲也病逝。按清朝的规定，有6年的时间他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叫“丁忧”。没有了应试的压力，左宗棠得以大看“闲书”。这类书看多了，他开始以诸葛亮自居，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小亮”。可能是因为看“闲书”耽误了揣摩八股时文，后来三次考进士均落了第，心高气傲的他决意不再赴试。

　　左宗棠有一位好友叫胡林翼，与左同龄，后来也是晚清名臣。他考中进士后，倒是富贵不相忘，一直以举荐左宗棠为己任，左宗棠40岁时太平军围攻长沙，胡林翼向湖南巡抚张亮基保荐成功。

　　关于左宗棠的出山，民间还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即左宗棠在长沙曾私下谒见过洪秀全、杨秀清，劝其舍基督而尊孔孟，洪秀全不从，于是又转投张亮基幕下。这个说法是否真实还有待考证。不过按当时的情形，萧朝贵围攻长沙城受伤死去，洪秀全北上接应，9月才到达长沙，而左在8月就已开始辅佐张亮基全力守城，不可能是先投洪后投张。电视剧又称左宗棠以高季左之名为石达开写了一个条幅“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其实是左宗棠17岁时写的挂于书斋里的一副对联，电视剧只是戏说而已。

　　辅佐朝廷　青云直上

　　左宗棠做了湖南巡抚的幕僚后，不出数年，居然使战事向有利清廷的方向发展。就在这时，左宗棠失手打了满人总兵樊燮一个耳光。以一个没有地位的幕客打身居二品的总兵，而且是满人，这在清朝应属犯上作乱的大事。朝廷要将左宗棠就地正法。此事在湖南震动极大，因为此时左宗棠已成了湖南政界的轴心人物，一时间，朝野的湘籍官员纷纷上保。清廷为此权衡了一年，最后不但不治罪，反而授左宗棠四品京官。

　　左宗棠经此一劫，对皇帝感激涕零，从此全力以赴为朝廷“办贼”。而清廷也破格提拔，这样左宗棠仅用了4年时间便从平头百姓做到了闽浙总督，成为当时与曾国藩平起平坐的人物。

　　收复新疆　威慑敌军

　　同治年间，陕甘的回民因不堪压迫和歧视，开始起义。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封建主见有机可乘，勾结中亚势力起兵反清，意欲独立，且得到了英俄的支持，俄国还出兵占领了伊犁。1873年左宗棠镇压完陕甘的回民起义后，决定一鼓作气收复新疆。但李鸿章认为新疆那种千里黄沙，没有人烟的地方，花钱打它不值得，还不如不要。这可把年逾六十的左宗棠气得冒火，他上书皇帝直抒胸臆，皇帝遂派他挂帅西征。其实左宗棠对平西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这个不服输的人决心不惜老命赌上一次。他将一口黑漆棺材带在身边，打算不成功便成仁。就凭着这股勇气，左宗棠1875年出兵，只不过两年时间便平定了新疆。新疆收复后，左宗棠挟全胜之兵威，1880年同俄国谈判，从俄人手中要回了伊犁，这是近代中国仅有的一次外交胜利。

　　1884年中法战争打响，左宗棠不顾年老多病，主动请缨出征。当时法军已攻陷台湾基隆，并封锁海面，中国船只无法送军火、兵力接济台湾。左宗棠用重金包租外国的商轮，硬是将军队及大量的枪械、弹药送上了岛，保住了台湾。1885年，法军攻打越南，左宗棠起用了七旬老将冯子材为前敌主帅，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就在这时，清廷乘胜求和赔款。左宗棠对此实在无法理解，一气之下含恨去世，享年74岁。

　　轶事趣闻　后世流传

　　左宗棠是晚清时的风云人物，秉性狂傲自大，又专喜骂人揭短，有关他的故事极多，其中他与曾国藩的过节最热。曾左相识是在左宗棠出山以后，当时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往往不顺，左宗棠便与朋友说曾才短，帐下又没得人才，于三天两头或者发函或者上门为曾国藩作指导。虽言之有理，但话语中盛气凌人，有时几于辱骂。曾国藩非常恼火，隔阂由此而生。以后二人争名争利，也时有发生。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大掠财物，朝廷不满，意欲降罪。曾国藩为表功避祸，上奏称幼天王死于乱军中。其实幼天王逃出未死，这事偏偏让左宗棠知道了，兴灾乐祸地告到朝廷。曾国藩恨之入骨，二人遂从此绝交，至死不相往来。

　　其实左宗棠不仅与曾国藩交恶，凡与他意见不合的，均白眼以待。他善于抓人短处，只要把柄在手，无论大事小事，知无不言，言无不骂，虽朋友恩人也不能幸免。

老怀赴死收疆土壮心惊世驱敌顽

——左宗棠挥师收复新疆

朱广簪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到了近代，俄国、英国等列强却开始对新疆虎视眈眈，垂涎欲滴。他们一步步地把魔爪伸向我国的西北边境。俄国征服了中亚汗国，将领土与中国西北疆界接壤后，又通过不平等条约，霸占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侵占新疆不过是要等待找到骗人的借口而已。19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新疆立时便成了他们的争夺之地。西北边疆也顿时出现严重的危机。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各地人民纷起响应。早在1864年，新疆地区就已爆发了维吾尔族、回族等的人民起义。但是，起义一开始，领导权就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分子所篡夺，形成互不统领、各据一方的割据势力。其中，盘踞在喀什噶尔的金相印在攻打清军坚守的疏勒中，屡战屡败。最后，引狼入室，请来中亚浩罕国统治者派兵援助。1865年春，浩罕国军事首领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很快攻陷南疆大部，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指喀什喝尔、阿古苏、库车、莎车、叶尔羌、吐鲁番、和阗），自号为王。为了站住脚跟，稳固自己的统治，阿古柏很快地投靠英、俄等帝国主义。英、俄帝国主义也正好利用阿古柏做为他们侵略我国新疆的工具。1871年7月，俄国公然侵占了伊犁地区。当时中国凡是怀有爱国之心的人士无不为此危机局势忧心忡忡，左宗棠便是他们当中突出的一个。

　　左宗棠，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地主家庭，当时的家境已日趋没落。左宗棠从小喜欢读有关经国济世、民生利病的书籍。21岁时考中举人，后来连续三次赴京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他绝意科举，回到乡里，在陶澍家做一名塾师。陶澍生前在任上同林则徐往来书札频繁，左宗棠遍读了这些书信，为林则徐严禁鸦片、抵御英国侵略的远见卓识深深感动；他佩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精神和义举。1849年冬，林则徐从云南告病辞官回籍，路过长沙，左宗棠前去拜谒。两位忘年之交在湘江扁舟上晤谈，从中英交战说到边疆防务，时光飞转，不觉天边已白。年迈74岁的林则徐仍余兴未尽，左宗棠怀着敬慕的心情向林则徐惜别，内心无限感慨。

　　1866年9月，左宗堂奉命任陕甘总督，次年又授钦差大臣衔。这时，英、俄两国正在加紧侵略新疆的活动。他们千方百计地笼络阿古柏，送给他枪枝大炮；同时，强迫他签订进一步出卖新疆的条约，允许英、俄两国在新疆自由通商，享有低税、领事裁判等特权。阿古柏为了充当走狗，也朝秦暮楚，奴颜卑膝。沙俄使者来访，他献媚说：“请坐在我的膝上，坐在我的怀里，或你们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因为你们是上天送到这里的贵宾。”然而，阿古柏对其统治下的我国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却横征暴敛、诛求无度，逼得农民群众出卖牲畜，甚至卖了自己家中的锅、碗来交纳税款。人民愤恨阿古柏的暴行，急切地盼望官军早日驱逐阿古柏匪帮。

　　英、俄两国的侵略行径和阿古柏匪帮的野蛮统治，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士绅的强烈愤慨。“驱逐侵略者，收复新疆”成为响彻海内外、遍及各阶层的共同呼声。左宗棠屡次上书痛切陈述收复新疆之不可一日缓，敦请清政府全力以赴，立即发兵入疆，驱逐侵略者。当时，这一主张遭到了以李鸿章为首投降派的竭力反对。他们以收复新疆所用款项甚多，必然削弱沿海地区的防卫力量为借口，胡说失去新疆不过是“肢体之患”，无关中国大局。左宗棠闻此怒发冲冠，他说：新疆此时“便置不同，似后患环生，不日蹙百里之虑。”为了沿海安靖，岂能以出卖新疆为代价呢？海疆和内地边疆无不重要，孰轻孰重因时而断。我虽年已六十有五，但是，收复新疆实“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左宗棠毅然勇赴国难的果敢行动，狠狠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从受命伊始，他便立即着手了讨伐阿古柏匪帮的准备工作。

　　固然，歼灭这股匪帮的战斗将是一场恶战，但是，战前的准备工作却比战场上的战斗更为艰难。左宗棠首先大刀阔斧的地整顿军队，裁汰冗滥，加强部队的统一领导，组成以刘锦棠、张曜、金顺为主要将领，由汉、满、回等族人民参加的西征军，主力有8万多人。为了解决如此庞大兵员的军饷和粮食问题，消除西征后顾之忧，左宗棠同江南的督抚大员左右斡旋，与李鸿章等投降派据理力争，后来又设法借到了洋款。从兰州到新疆乌鲁木齐，有几千里路，要采买、转输西征军七、八万人的粮草实非易事。左宗棠在谋画运线路的同时，命令军队且耕且战，保证了西征大军粮草的充足供应。战前各种准备在左宗棠的指挥下终于顺利完成；他对此感到十分欣慰，这也更加增添了他收复新疆的信心。

　　当时，沙俄占据着伊犁，阿古柏匪控帮制着南疆八城、吐鲁番盆地，叛军头目白彦虎、马人得则盘据在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充当阿古柏的帮凶。左宗棠认真分析形势，决定战斗的第一阶段先歼灭阿古柏匪帮及其帮凶，第二阶段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1876年7月，西征军向白彦虎、马人得盘踞的乌鲁木齐集结，准备一举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21日，入疆第一场战役打响了。按照左宗棠的部署，刘锦棠率所部马步各营与金顺部从济木萨出发，出奇不意地占领了阜康县城。8月10日晚，再以猛烈攻势克取黄田。接着，马不停蹄地直扑乌鲁木齐的北面屏障古牧地。古牧地的叛军首领因涉嫌私通清军被阿古柏、白彦虎撤职。清军压境，叛军又失去主将，致使军心涣散，无心应战，只打了几个回合，500多敌军便俯首就降。打扫战场时，刘锦棠缴到敌人一件公文，得知乌鲁木齐的敌军空虚。他果断地挥师南进。18日，西征军如风卷残云，攻进乌鲁木齐城内；守敌白彦虎、马人得率残部仓皇逃往马纳斯南城。

　　乌鲁木齐战役的胜利鼓舞了西征军全体将士的斗志，为了打开南疆门户，直逼阿古柏的老巢，左宗棠下达攻打吐鲁番的命令。1877年4月14日，刘锦堂率1万多人由乌鲁木齐出发，越天山南下。16日晚，天色微明，西征军借着月色，息声疾进，直捣达坂城，城内维吾尔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向清军报信：阿古柏逃走，只有他的大管家率军把守。听到这些，将士们情绪高昂，一个个冲过大炮轰开的城墙豁口，登上城墙，拼力砍杀敌人。不多时，敌人就全部缴械。刘锦棠率军又连克几城，26日与另外几路清军会合于吐鲁番城下。叛将白彦虎见势不妙，弃城逃跑，马人得则率部1万多人束手就擒。重见天日的维族和回族人民载歌载舞欢迎西征军，他们感谢英勇的将士们为他们驱走了恶魔。清军在左宗棠的严格管束下，侵扰百姓的事情很少发生，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交口赞扬。

　　这时，经过两次惨败之后，阿古柏的势力只剩下南疆八城。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它们的内部已土崩瓦解、矛盾重重，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被他的部下杀死，艾克木汗乘机在库尔勒自立为汗，不久战败，投奔沙俄。

　　正当左宗棠为全歼阿古柏残匪细心筹划时，英国为了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企图扶植阿古柏的残余势力作傀儡，成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英国要求清政府允许他们保有南疆西部数城，使它成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这一无理要求竟然得到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支持，李、郭二人还恬不知耻地为侵略者到处说项。左宗棠严辞地驳斥了英国的侵略要求和投降派的谬论；他说：“西洋例有扶植保护国的事情，英国要立保护国何不立英国本土或印度，而硬要中国割一块膏腴之地，由英国去向保护国买好呢？”“从前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犹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则并索及疆土矣。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在种种威胁利诱面前，左宗棠不为所动；他要一如既往地干下去，不将新疆全部收复，绝不罢休。

　　1877年8月，左宗棠挥师西进。西征军分两路向库尔勒突进，继而攻克库车。残匪主力已逃窜，刘锦棠衔敌不放，追至乌什，敌人纷纷投诚。12月17日，西征军克取喀什噶尔城，白彦虎等匪帮窜入俄国。1878年1月，西征军占领和阗。至此，除伊犁地区外，新疆全境收复。

　　就在左宗棠追击阿古柏匪帮的时候，沙俄一面坚持战领中国的领土伊犁地区不放，一面支持和纵容逃到俄国的叛匪对中国进行抢掠、骚扰。1878年7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署理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交涉收回伊犁和引渡叛匪白彦虎等人。左宗棠对崇厚之行曾经抱有希望。但是，崇厚却从一开始就堕入了沙俄事先设好的圈套：以归还伊犁为诱饵，趁机强索更多的权益。沙俄强迫崇厚在交收《伊犁条约》上签了字。条约规定：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修改塔尔巴哈台附近边境；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增辟由陆路至天津、西安、汉口的通商线路；增设领事；赔偿俄方“代守”伊犁费500万卢布；允许伊犁居民迁居俄国。这样，中国所得到的伊犁只是一座三面临敌的孤城。崇厚的卖国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举国上下强烈要求拒绝批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严惩崇厚。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前怕狼后怕虎，赶紧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发表意见。李鸿章借口条约未得批准，俄国必然肇衅，催促清廷立即批准屈辱条约。一时间，肇衅之说弥漫京城内外。左宗棠听到如此谬论，则气愤地说：“国家武力衰颓，自然就要屈辱地割地以求与列强和好。这次俄国未曾向中国发一兵一箭，朝廷竟匆忙商议捐弃要地，满足沙俄的贪欲。如果允许割地、通商犹同投犬以骨，骨头吃尽而贪婪之心不止，目前之患已经如此，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向清廷报告说，他已经调集兵力，充实新疆的防备力量，一旦俄军来犯，即予以迎头痛击。

　　1880年初，由于朝野反对，李鸿章企图怂恿清政府批准签约、为崇厚辩护的阴谋没能得逞。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赴俄重开谈判。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后精神十分振奋，马上上书清政府，指出，估计俄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伊犁，应该在新疆、东北及沿海加强防务，以备不虞。紧接着，他布署清军分兵三路向伊犁进军。6月，为了使收复伊犁的战斗一举成功，左宗堂不顾69岁的高龄，扶病移师哈密。路上，他命令弁兵抬着一口棺材，随军前进，愿以一死换来伊犁收复之功。老将左宗棠誓死抗击俄国侵略，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震撼了全军官兵；他们纷纷表示要以鲜血夺回祖国的领土。驻守伊犁的俄国侵略军听说左宗棠挥师西进，都吓破了胆，乱作一团。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正当左宗棠奋战沙场欲建奇功的时候，1880年8月，清政府却在沙俄和国内投降派的内外压力下，将左宗棠调京以“备朝廷顾问”。1881年2月21日，就当左宗棠到达北京时，中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他得知条约内容后，掩不住内心的愤懑：“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不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是，正是由于左宗棠等人的奋力抗争和武力收复伊犁的强大攻势，终究争回了一些原先崇厚丧失的权益，结束了沙俄对伊犁长达10年之久的血腥统治。

　　在这场西北边疆危机中，由于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左宗棠披肝沥胆困苦鏖战，终于使得新疆全部回到祖国的怀抱；英、俄强盗侵略新疆，分裂我国国土的阴谋终于破产了。人们永远敬慕这位在抵御外来侵略、收复家园斗争中，功勋卓著的老英雄。

　　（选自孙恭恂等：《近代爱国者的足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如何认识“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

　　一、边疆地区新危机的背景

　　这是列强侵华的第二阶段。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列强一方面仍旧对落后国家进行商品输出，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投资场所渐趋饱和，他们疯狂地对外资本输出和掠夺殖民地，中国的邻邦和边疆地区就成为他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从国内来看，两次鸦片战争暴露出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投降妥协。进一步刺激了列强的贪欲。所以，中国边疆地区在19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严重危机。

　　二、边疆地区新危机的表现

　　西北边疆：阿古柏势力的入侵给我国西北边疆造成一定危机，但并不能算新危机的表现。中国边疆地区新危机的大背景是：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的侵略国应指资本主义国家，而中亚浩罕国是一个封建汗国。这里正确的理解应是：继阿古柏势力入侵新疆后，俄、英竞相支持、勾结实是利用阿古柏，把它作为肢解新疆的工具，致使中国主权进一步遭破坏，国土进一步被分割，西北边疆出现了严重危机。

　　西南边疆：除了英国侵入西藏，法国侵略越南给我国边疆也造成了深重的危机，中法战争就是这一危机的延伸和发展。战争的最终结局使西南门户大开，进一步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三、边疆地区新危机的结果

　　俄、英利用阿古柏分裂中国领土，酿成西北边疆危机。中国先是主动军事出击，收复南疆；再是积极外交斡旋：曾纪泽赴俄谈判、左宗棠军事配合，最后收回被俄国占领的伊犁。这充分说明：只要中国竭力抗击，外交态度坚决，还是能取得一定成效的。但西南边疆，清政府求和，“英国势力侵入西藏”；东南边疆，英美“调停”，最后“日本勒索白银50万两”。由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妥协退让进一步暴露无遗。所以，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是不可避免的。不推翻腐败的封建的政府，不根除腐朽的封建制度，中国根本无法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

　　四、边疆地区的新危机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首先，比较起列强侵华的第一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给我边疆造成的危机而言，地域更广。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至边疆新危机，经历了从东南沿海，北部沿海、东北，再到东南、西北、西南，一个由沿海到内地的过程，促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四伏”。其次，出现了新的侵略国家。鸦片战争，英国充当了急先锋，法美相拥而至；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是元凶，美俄是帮凶。其中，英法美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而俄国经济发展落后但侵略成性。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出现了新的侵略国——日本，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以，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走入侵略者的行列，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再次，从背景、中法战争的结果可以看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方式由以往的商品输出为主逐渐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这个特点，在19世纪末发展得更为明显，成为列强的普遍要求。

4课典型例题

　　问答题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间严重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

　　分析：首先，要求掌握此题的时间概念，即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其次，此题要求回答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局面出现的原因和表现。因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向中国大量倾销工业品即商品输出的同时，还向中国输出资本并占主导地位。最后，应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三方面进行回答。

　　答案：

　　（1）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除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外，主要是进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主要手段有：开设银行；政治性贷款；争夺铁路投资权，投资开矿和开厂。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半殖民地化。

　　（2）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割占和强占租借的地区有：德国强租胶州湾；

　　俄国强租旅顺和大连；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德国以山东，俄国以长城以北和新疆，法国以广东、广西和云南，英国以长江流域，日本以福建为“势力范围”。

　　（3）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1899年，美西战争结束，美国为了插足对中国的争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它是在承认各国已划定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要求各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开放”，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对外国“开放”。“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有利于美国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材料题

　　阅读资料：

　　①《马关条约》签定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不怕倭寇来，只怕中堂反”的歌谣（反：背叛祖国）

　　②也有人说日本之所以“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皆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你是否同意材料中的观点？如何评价李鸿章？

　　答案：以上观点不完全正确。李鸿章大办洋务，开办军事工业，也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马关条约》的签订并非李鸿章一个人造成的，而是由于整个清王朝腐败无能，但他对北洋海军的覆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的舰队是

　　A．福建水师　 B．北洋水师　 C．南洋水师　 D．东洋水师

　　2．1895年被迫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清议和大臣是

　　A．左宗棠　　B．李鸿章　　C．奕訢　　D．曾纪泽

　　3．甲午中日战争中，日军野蛮屠杀中国居民的事件发生在

　　A．平壤　　B．旅顺　　C．大连　　D．威海卫

　　4．租借地在广州湾的国家是

　　A．法国　　B．英国　　C．日本　　D．俄国

　　二、双项选择题

　　1．下列事件发生在1895年的是

　　A．平壤战役　　　B．黄海大海战

　　C．威海卫战役　　D．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2．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剧经济侵略的方式有

　　A．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B．在中国开银行，向中国贷款

　　C．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投资修筑铁路

　　D．在中国建教堂、传教

　　3．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曾被日军占领，在19世纪末的瓜分狂潮中被俄国强行“租借”的地方是

　　A．旅顺　　B．大连　　C．台湾　　D．平壤

　　三、填空题

　　l．_______年，日本海军在朝鲜_______口外半岛海面袭击清军运兵船，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2．平壤战役后，日军分两路人侵中国，一路渡_____江，攻占九连城，一路袭击大连和_______。

　　3．1897年冬，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强占_______。第二年，它又强迫“租借”______，把______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四、识图题

　　观察下页图，请回答：

　　①图中人物是谁？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请回答：

　　①这副对联中“公”指的是谁？

　　②这副对联指的是什么事？

　　参考答案

　　一、1.B　2.B　3.B　4.A

　　二、1.CD　2.BC　3.AB

　　三、1．1894牙山  2．鸭绿旅顺 3．胶州湾胶州湾山东

　　四、①他是清朝将领左宝贵。

　　②在甲午战争中，当日军围攻平壤时，左宝贵率军奋战，当日军像潮水一样涌来时，他“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亲自点燃大炮轰击敌人，后中炮牺牲。左宝贵无愧为民族英雄。

　　五、①北洋舰队致远舰管带邓世昌。

　　②指的是在甲午中日战争的黄海大海战中，为了保护旗舰，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冲锋向前，迎战敌舰，不幸壮烈牺牲，成为民族英雄。

扩展资料

致远舰

　　致远舰是钢壳巡洋舰，英国Armstrong厂建造，造价84万5千两白银，1887年完工，于当年11月回国。全长250呎，宽38呎，吃水15呎，排水量2300吨，穹面装甲2至4吋厚；四座锅炉7500匹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8节。乘员202人，管带相当陆军副将。装备三门21公分Krupp主炮（舰首双联装，舰尾单管，在半封闭式炮塔中），两门15公分Armstrong主炮，八门57公厘炮，六门轮转式(Gatling)机炮，四支18吋鱼雷发射管。

　　本级舰在订造之初即根据济远舰的缺点加以改进，由于同时又向德国订造了经远与来远二舰，所以英德两国在暗中较劲，互相批评对方的缺点。在设计方面英国认为封闭式炮塔被击中时将造成更大的伤亡，所以致远、靖远二舰的主炮塔都是后面开敞的半封闭式。英国的设计概念应是有实战经验为根据，因为到了丰岛海战后，连济远舰都把原有的炮塔给拆除了。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中，致远舰激战五小时弹尽且受重创后，舰长邓世昌欲冲撞日舰吉野与之同归于尽，结果被鱼雷击中锅炉爆炸而沉没，同舰官兵246人同殉职，邓与其爱犬同沉。仅7人获救。

　　致远舰沉没地点是现今辽宁省东港市大鹿岛西南16.9公里的海域，近年国家已开始计划打捞。其实最初致远的主桅在低潮时仍露在海面上，后被当地渔民锯掉变卖了，二战期间日人亦曾打捞一些物件。

刘永福的黑旗军为何会出现在台湾

浙江宁波市镇海区龙赛中学　赵兴伟

　　刘永福是清末广西天地会的领导人，他率领的黑旗军原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清武装。在中法战争中，黑旗军与清军及越南军民配合，痛击法国侵略者，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是，后来刘永福的黑旗军如何归顺清政府？又是何时去了台湾呢？

　　黑旗军原活动在粤桂边境，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因受清军镇压，刘永福率黑旗军转移到中越边境保胜一带，开辟山林，聚众耕牧，队伍逐步发展到2000余人。1873年法军侵占河内，黑旗军应越南政府邀请抗法。河内战役后，刘永福被越南政府任命为副提督。1883年纸桥大捷后，黑旗军在越南的山西等地抗击法军。1884年刘永福接受了清政府给的“记名提督”头衔，成为清朝官员，黑旗军归顺了清政府。1885年临洮大捷后，清政府调刘永福入关，1886年任命刘永福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入关时黑旗军有3000人，屡遭裁撤，后来只剩300人。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任命刘永福帮办台湾军务，率黑旗军入台。入台后，黑旗军驻守台南，扩充队伍达到八个营。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等地给日本。消息传来，台湾人民群情激愤，誓死与台湾共存亡。1895年6月初，日军占基隆、台北，台湾巡抚唐景崧等相继逃跑，而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奋起抵抗。6月28日，台湾军民推刘永福为首领，统率防军和义军共同抗日。刘永福团结各部义军，进行了保卫台中、彰化、嘉义、台南的战斗。由于清政府断绝了一切接济，台湾抗日军民缺乏粮饷、武器，处境艰难，日军却不断向台湾增调兵力。10月中旬，日军夹攻台南，刘永福抛弃抗日军民，偷乘英国轮船逃往厦门。黑旗军将士则坚持与日军血战，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摘自：《历史学习》2002.3.

外国侵略势力深入朝鲜

　　由于洋务派官僚军阀在中法战争中所表现的一贯妥协投降，边地警报没有宁息而是加紧了。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大举侵入朝鲜和中国北部。当时全世界几乎被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干净，朝鲜成为美、英、俄、法、德和日本争夺的场所。美、日在侵占朝鲜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之前，也曾鼓励洋务派军阀在朝鲜进行其所谓积极政策，去和朝鲜统治者发生冲突。袁世凯在朝鲜的许多措施，客观上不但充当英、美等国的工具而且也正符合了日本的阴谋。李鸿章、袁世凯等想在朝鲜发展北洋势力，这当然不能防止英、美各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朝鲜。就朝鲜局势而言，北洋派官僚军阀正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日本势力没有被阻挡，而英、美以至沙俄的侵略势力反而愈来愈深入。前后通过李鸿章推荐到朝鲜充当外交、财政官员的德国人穆麟德（P．G．vonMllendorff）和美国人德尼(O．Denny)，先后把沙俄和美国侵略势力引进朝鲜。德尼在1890年居然推荐前此勾引日本侵略台湾的美国人李仙得充当朝鲜税务司。李鸿章所标榜的“以夷制夷”的措施，其结果只是使朝鲜和中国更多受制于美国和日本。

摘录自《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德国对日本的启示

　　新华网布鲁塞尔6月3日电（记者冯坚）德国总理施罗德将于近日前往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德国领导人参加这一活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因而引人注目。据媒体报道，法国总统希拉克发出邀请后，施罗德“欣然接受了邀请”。德国当年发动二战，给欧洲许多国家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自己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德国能够正视自己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不断反省，并与其它欧洲国家一道，努力创建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欧洲，赢得了世人的赞赏。德国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同样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是一个启示。

　　在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能向前看，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携手共同建设欧洲。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具有远见卓识的法德领导人参与创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为实现欧洲战略资源共享，消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贡献。在此后的岁月里，两国不断增加互信，加深经济与政治合作。目前，它们不仅被视为欧洲建设的“发动机”，也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中坚力量。随着交往日益频繁，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施罗德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再次显示德国领导人能够正确对待当年那场战争。然而，同样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就从未显示出德国那样的胸襟。日本不但没有认真面对这段历史，尽力抚平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的种种创伤，反而竭力掩盖历史事实，否认侵略罪行。日本对待过去那场战争的态度不但继续伤害着亚洲受害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感情，也影响了日本与邻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当局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膨胀。战后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团体的数量已达到900个，遍布全国各地。

　　日本当年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人类灾难是不容回避和篡改的历史事实。日本只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视并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才能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谅解，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互信，共谋发展。在如何对待二战历史的问题上，德国给日本作出了榜样。在二战结束近60年的今天，日本难道不应从德国的做法中得到某些启示吗？（完）

　　来源：新华网

邓世昌是怎样牺牲的

　　说起中日甲午海战，我国民族英烈中当首推一代海军名将邓世昌。因其为国捐躯，被称为“邓壮节公”。他的名字和忠勇之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受到我国人民的景仰。

　　但是后人对邓世昌殉难时的情景说法不一，现有搜集到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叙述如下：

　　一曰：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舰体受伤，弹药断绝。管带（舰长）邓世昌沉着镇静，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决计同归于尽。吉野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远，于十五时没入黄海，仅余7人。

　　二曰：致远舰不幸鱼雷击中，锅炉迸裂，舰体下沉，全舰250名将士落海。随从刘忠投救生圈给他，不受，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邓的爱犬游到他身边，衔着他的胳膊，也被他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最后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沉入海底。

　　三曰：邓世昌虽被救起，但他看到全舰官兵身葬大海，“义不独生”，复沉大海，壮烈牺牲。

　　在龙须岛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主人沉入海中。邓世昌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把狗按入水中。自己也沉入海中。狗见主人溺水，不忍心让主人漂流海上，便拖着主人奋力向岸边游去。它终于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复投大海，亦随之。

　　“邓壮节公”之死种种，尽管说法不一，但其英勇忠烈，世人共赞，万古流芳。

　　（天津黄河摘自《海洋》一九八五年第4期）

5课典型例题

　　例1美国公使田贝说：“事实上，外国公使成为中国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可以“任意斥责对待外国人不称职的中国官吏”。这表明：（　　）

　　A．美国取得了在华势力的优势　　　B．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瓜分完毕

　　C．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形成了　D．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分析：材料中外国公使和中国政府连为一体，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很显然，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A项与材料不符，B项表述不正确，C项指的是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答案：D

　　例2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　　）

　　A．参加者的阶级属性　　B．对中外反动势力打击

　　C．对西方文明的态度　　D．活动时间的长短

　　分析：两者都是农民运动，都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义和团“扶清灭洋”，盲目排外，而太平天国主张同外国平等往来；至于时间长短是次要的。

　　答案：C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义和团的主要成员是

　　A．贫苦农民　　B．手工业者　　C．城市贫民　　D．小商贩

　　2．下列事件发生在　1899年的是

　　A．清政府承认义和团合法　B．平原大捷

　　C．廊坊大捷　　　　　　　D．攻打紫竹林租界

　　3．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时间是

　　A．1898年　　　　B．1899年　　　 C．1900年　　　　 D．1901年

　　4．率领八国联军200O多人向北京进犯的是

　　A．瓦德西　　　 B．西摩尔　　　　C．华尔　　　　　D．戈登

　　5．使中国完全陷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平等条约是

　　A．《南京条约》　B．《马关条约》　C．《北京条约》　D．《辛丑条约》

　　二、双项选择题

　　1．义和团在北京的战役主要有

　　A．攻打紫竹林租界　　B．攻打东交民巷

　　C．烧英法美日使馆　　D．进攻西什库教堂

　　2．天津义和团的著名首领是

　　A．朱红灯　　B．曹福田　　C．张德成　　D．毓贤

　　3．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尖锐

　　B．为使清政府允许他们公开活动，承认合法

　　C．为了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但带有笼统的排外性质

　　D．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维持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

　　三、填空题

　　1．义和团原名________，是山东、河南、直隶一带的_______组织。1900年夏，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__________地区。

　　2．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领______帝仓皇逃跑。在逃跑途中，慈禧太后命令清军斩杀，并无耻地请求八国联军“________”。

　　四、识图题

　　下图义和团运动的形势图，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①图中A是__________，B是_________，C是__________，D是_____________。

　　②将图中A、B、C、D四个地点所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用语言表达出来。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义和团揭贴

　　请回答：①从材料中看，义和团把斗争矛头指向谁？

　　②从材料中分析，义和团是否把清政府作为打击对象？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什么？

　　参考答案

　　一、1．A　2．B　3．C  4．B　5．D

　　二、1．BD　　2．BC　　3．AC

　　三、1．义和拳　民间秘密　京津 　2．光绪　义和团　助剿

　　四、①平原县　廊坊　北京　大沽　②1899年朱红灯在平原县率义和拳起义，取得平原大捷。1900年6月，八国联军在英国海军司令率领下，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在廊坊痛打侵略者，侵略军狼狈逃回天津。

　　五、①指向帝国主义。②没有把清政府作为打击对象。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

扩展资料

关于帝国主义侵略联军在中国大肆抢劫的报告

瓦德西

　　（1900年）10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自北京发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地。其中冬宫一所，系落在俄国之手。此外该国更于前此一日，已将位在城北十五基罗米突[约合中国三十里]遥远之夏宫[按即颐和园]占据。

　　有所谓“禁城”者，系一种高墙围绕之长方形，位在皇都中央，为前此皇帝所居。因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只准各国军队得有通过该城之权而已。四门均被占守；直至今日，三门犹为日本所占，一门则为美国所占。余以为此种议决，实属极为有损之举，而且此中主使之人，似为[俄国公使]格尔思先生。此种规定谨能使华人得着联军虚弱之印象而已，余将设法使此种规定加以废除。因城内连日战争之故，所有全体市区，多被毁坏，但该城大部分，却尚能保存。……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按联军系于阳历8月14日至16日（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将北京占领。占领之后，即正式特许抢劫三日，系自8月16日至18日（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为止。至于德国军队则系8月18日及21日始到北京云云。——译者按：此段文字，系译自瓦氏笔记之旁批，当为印行该书之人所添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曾为余言曰：“印度军队——在此间之军队几乎全系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关于夏宫宫中宝物，已被俄国掠去之事，余从前曾向陛下报告。倘若当初报告之中，余曾提及俄国曾将普鲁士君主前此所赠中国各物亦复运往旅顺而去云云，则现在余须再将此事加以更正说明，即当时事实上确曾预将各物准备运往该处，但因陆军少将Hoepfner之严重抗议，业已将该物等交与Hoepfner，现在存于德国使馆之中。当俄军撤去[按俄军系自8月31日（八月初七日）起，由北京开始撤退。]以后，英国续将夏宫占据，并详细查点宫中一切余存之物。[按瓦氏10月19日（闰八月二十六日）之日记有云：“各处买卖所抢之物，异常热闹。在各物之中，有（德国）金钢石黑鹰章一，现已落在第四人手中，最初系为俄人所得。”]

　　至于冬宫，则系由俄军两中队驻扎保护。当该宫在太后已逃及俄军未占之数月间，其中各物或曾由仆役偷取，亦为事实之可能者，但其数当不甚大。其他各国军队，确实未尝进据宫内。但俄国却曾允许他国一些军官参观该宫，不过随时皆有俄国军官在旁伴行而已。所有宫中一部分建筑物，曾贴有印签封锁者，每值此种参观之时，则暂行撕去。……

　　就宫内情形而言，又可证明该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除少数例外，只有难于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至于皇室所居之房子——因其狭小之故，不应以“宫”字名之。——未尝受着损害。反之，其余附属宫中之各处房屋，如戏园、庙宇、吏室、仓库等等之曾经封锁者，均被横加劈毁，所有其中存物，凡认为没有价值者，皆抛置地下以及院落之内。……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于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第50—55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废帝立储”、“联拳抗洋”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

江苏东台市唐洋中学　孙永继

　　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后，清政府起初对之大肆“剿灭”、疯狂镇压，而后来则实行“招抚”政策，承认义和团合法。导致清政府前后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必修）教材和教参谈了两点：一是义和团声势浩大，直接危及清朝统治，清政府不敢镇压。二是清政府想利用义和团对付列强。第一个原因学生容易理解，对第二个原因，学生必然会问：清政府为什么要对付列强？中外反动势力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矛盾？要解开这些疑团，就必须知道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与列强在“废帝立储”问题上的尖锐矛盾。笔者试就这一问题作几点分析说明，以供参考。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完全控制中央政权。光绪帝禁闭宫中，只存皇帝空名，但对顽固派还是一大威胁。就慈禧而言，光绪帝在变法期间独立行事，力图摆脱她的控制和束缚，并欲从她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使她深为忌恨，虽政变囚禁光绪帝犹不解恨。就其他顽固派而言，他们担心一旦慈禧死后，政权必然归还光绪帝，他们将被当作叛逆而治罪。因此，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既得利益，极力策划废掉光绪帝，但都由于英美日等国的干涉而未实现。顽固派起初采取“谋害法”，宣称“帝病重”，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立即警告总理衙门：“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他又将一名法国医生强行送入宫中，为光绪帝诊病，结果宣布光绪帝无病。慈禧只好忍气吞声，但与英美日矛盾加深。谋害不成，顽固派又改取“废立法”，宣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要求另立新君，又遭到英美日的反对而未得逞。无奈之下，慈禧又接受荣禄“立大阿哥（太子），徐篡大统”之计，以光绪帝无嗣为由，决定把端郡王载漪之子？过继给光绪为子，并立溥儁大阿哥，预定庚子年（1900年）元旦，光绪帝行让位礼，溥儁即位。慈禧本以为这是皇族内部很平常的家务事，竟然也遭到列强的干涉。1900年初，清廷将立储一事公诸于世，并邀驻京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为各国公使断然拒绝，表明溥儁的大阿哥身份并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废帝立储”问题上，列强为何几番干涉和阻挠呢？原因有两个：

　　一、当时把持清廷朝政的是徐桐、刚毅、赵舒翘以及以载漪为首的满洲诸王贝勒。徐桐是著名的顽固派首领，“恶西学如仇”，时刻谨守“夷夏大防”，竟至愚顽到“每见西人，以扇掩面”的地步；刚毅“恶欧人斥西学”，“目学堂为养汉奸”。这样一批极端顽固守旧分子，仇视任何变革，仇视一切外洋事物，幻想中国与世界隔绝，重回闭关锁国前的状态。这就必然会破坏中外商品贸易往来，影响到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因此，英美日等国对这伙顽固派的掌权极为反感。

　　二、戊戌变法期间，英美日为了对抗俄国和夺取对清政府的控制权，倾向于支持光绪帝为首的帝党集团，并拉拢已与帝党结合的维新派，阴谋操纵变法运动，改变它的性质，将其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轨道上来，为此，对维新变法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1895年强学会成立，英美表示愿助图书仪器；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公开加入强学会；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提出所谓改革中国政治的《新政策》，要帝党在推行新政时，把中国的军、政、财、文大权交给英美列强，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头子、甲午战争罪犯伊藤博文亲自出马到北京，大唱“共筹东亚安全之策”的滥调，宣传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自强，共同抗俄。维新派没有看清其侵略本质，幻想依靠英美日支持来实行变法，因此双方关系比较密切。加之，变法诏令中经济方面的改革主张，符合列强利益，深得列强赞许，它们在主观上比较愿意与光绪帝为首的开明政权打交道。因此，对顽固派“废帝立储”深为不满，要进行干涉。这也是变法失败后，英、日帮助康、梁逃亡并允许他们在国外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的原因。

　　英美日列强在立储问题上的屡番阻挠和干涉，严重危及了慈禧顽固集团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极端仇视，于是他们开始考虑利用义和团教训列强，让列强知道，中国的局势是由他们掌握的，迫使列强在“废帝立储”问题上向他们让步。因而，1900年1月11日发布上谕，指出：不可将反洋教者“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良莠不分”；强调“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在办理此等案件时，应该“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很明显，清政府这道分清“会”“匪”的上谕，实际上是承认义和团为“自卫身家”、“互保闾里”的合法团体，地方官此后不得对各类反洋教的拳会组织随意镇压和解散，从此，义和团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了，客观上加速了义和团力量的发展壮大。列强在“废帝立储”问题上毫不妥协，为扑灭义和团运动。维护在华利益，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在战还是和的关键时刻，由于对列强的极端忌恨，慈禧更倾向于开战，加之，又接到载漪伪造的列强要慈禧“归政”光绪帝的照会，最终促使慈禧向列强宣战。从此，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来对付列强，义和团战士与清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综上所述，可知，在“废帝立储”问题上屡遭列强干涉和阻挠，是清政府“联拳抗洋”、对义和团实施“招抚”政策的重要原因。

摘自：《历史学习》2001.3.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

胡适

　　辛丑和约，美国以海陆军费及商人损失不赀，遂索赔款约数二十五兆美金，合中国银三十四兆两有奇。是年四月，各国摊派赔款总数四百五十兆两，美国分得三十二兆九十三万两有奇，合美金二十四兆四十四万元有奇，议定分四十年付清，年息四厘。

　　事定，美国政府下令，凡美国教会教士商人等，于庚子拳匪之乱，受有损失者，或死者之家属，皆得于此项赔款内，领取赔偿抚恤之费。令下，计来领偿金者，共得二百三十余人，共发给美金一兆九十九元有奇。加入陆军用费七兆十八万零，及海军用费二兆四十八万零，共计美国于庚子一役，所受损失之确数，为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有奇。而于所得赔款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之内，减去此数，盖尚余十二兆七十余万金为浮数云。

　　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其言曰：当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以为友谊之证，云云。是为美国退还赔款之议之肇端。罗氏又云：此邦（美国）宜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使此地大人众之帝国，能振拔以适于今日之竞争世界，即如招致中国学生来此邦留学高等教育，亦达此目的之一法也。据此则赔款遣学生，其议实创自罗氏也。

　　明年正月，议会通过议案如下：大总统得有全权，斟酌减损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与中国所订拳乱赔款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七百七十八元九角一分之债券，须使此项赔款之总数，不得过一十一兆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此即美国损失实数），期所余之数，大总统斟酌行之。

　　是时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之进言，总统罗期福下令曰：（上略）准此则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一十一兆六十五万元零之外，所余十二兆余美金，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惟中国自一九零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零九年正月一日，共已付若干金，于此一十一兆六十五万元之数，尚不足九兆六十四万元有奇，其自一九零九年正月一日以后，于中国每年分付之赔款内，留其若干份以凑足此九兆余元之数，而分其若干份，以归还中国。其每年退还之数，须照下列之表施行：

　　附预算分年退还赔款表

　　年份　　　　　　　　　　　　　　　退还中国之数

　　一九零九至一九一零　　　　　　　　每年四八三，零九四元美金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　　　　　　　　每年五四一，一九八元美金

　　一九一五　　　　　　　　　　　　　七二四，九九三元美金

　　一九一六至一九三一　　　　　　　　每年七九零，一九六元美金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零　　　　　　　　每年一，三八零，三七八元美金

　　一九零八年七月十一日，美国驻北京公使照会中国政府，告以退还赔款之议。九月十四日，吾国政府答书曰：“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蔽国闻贵国大伯里玺天德曾有愿中国学子留学贵邦之言，且蔽国亦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蔽国政府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已另咨贵国外务部与贵国使臣会商一切办理之法，敬布腹心，伏惟照察。”

　　另附一书致美公使，宣告遣送学生办法大概，谓第一年至第四年，岁派学生百人，至第五年以后则每年派五十人。

　　一九零八年作月三日，美国务卿鲁特邮致美国驻京公使，所议办法大略如下：一、学生全数十之八须习实业工程诸科，其十之二可习政治法律。

　　学生程度，（甲）中文能作数百字论说以上；（乙）能通晓本国经史文学；（丙）英文能直入美国大学；（丁）能略晓普通科学。（余略）

　　是年之冬，清廷派唐绍仪为专使，赴美国答谢退还赔款之盛意。

　　千九百九年，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考试，派出学生四十七人，明年又派出七十人，同时取入清华学堂肄业百四十人。千九百十一年，由清华学堂考送七十人。现留美之赔款学生共百八十余人，后来者尚不可胜数，十年之后，赔款学生当遍于新大陆矣。

　　据胡寄尘编《清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183-185页

京津地区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史料

　　北京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诘问，遂至无庙不设坛。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2页。

　　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民，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并不伤害良民。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5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匪党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第1册第12页。）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辰刻，义和团拳民（攻打使馆）冲锋冒镝，当子弹如雨之中，蜂拥齐入，赶至法国府门首……。二十六、七等日，甘军昼夜施放枪炮，互有伤亡。目前洋楼洋房焚毁业已殆尽，洋枪洋炮日夕不闻响声，此乃最好机会，如鱼游釜中，燕巢幕上，穷蹙已极。

　　（《御史郑炳麟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8页。）

　　予等（使馆）之损失，今细细察明，亦殊可惊。法人在五十水手、十六志愿兵之中，已死伤四十二人。日本人在六十水手及其余志愿兵之中，已死伤四十五人。德国人在五十四人中，已死伤三十人。全体之死伤数目，则为一百十七人。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第2册第301页。）

　　全部军队人数约两万人。其中四千俄人、九千日人、四千英人，还有美人和法人。军队到后第二天即轰击并占领帝都，现在将近结束。中国人到处都顽强抵抗，使士兵非常愤怒，士兵们现在应用很大的暴力，杀死大量中立的和平华人，并大肆抢劫。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36—237页。

　　廊坊英国水师提督西摩，抵至天津时，原欲将所统带之兵，联合各国原在天津之兵，内计英兵九百十五人，德兵四百十五人，俄兵三百十五人，法兵一百五十八人，美兵一百十二人，日兵五十二人，意兵四十人，奥兵二十五人，共计二千零六十四人，以便择要驻扎，夺据天津城垣，并由铁路前往北京。嗣闻铁路被拳匪毁坏，不利行军，乃急为之修理，……

　　（1900年6月）十四号（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清晨，第一排车进至廊坊五六基罗迈当地方，第二排车尚在廊坊车站，贮备所需之水。于是日早晨九点半钟，忽见有拳匪约三百人，持军刀荷长枪，大声疾呼，进向车站攻击；联军立即还攻，击死拳匪约八十人。有意兵四人，距排车在百里之外，遇拳匪围攻，亦被害。是日晚间，闻悉留在后面保护芳发[落垡]车站之支队，为华兵数百人向之攻击；……

　　十五号（十九日），拟派一排车前往天津，以便寻觅军械粮饷等物，……待至晚间，闻悉各车不能行至所欲至之处，因杨村以南之铁路，又被拳匪毁坏故也。当此之时，联军进退两难，屈指行程，虽不过数日可抵北京，而前行之铁路，以被拳匪毁坏，竟不能越雷池一步；所携带之军火粮饷，并未预为足备，以防淹滞多时。至天津一带之消息，已隔绝不通，救援亦复无望，知困苦之状，匪言可宣。……

　　十八号（二十二日），……有一队中国马兵，进攻廊坊，又有一大排步兵随之，人数约有二千，大都董军为多，拳匪亦间有之。联军当派一千人与之接战，两造相距不远，彼此抵御，均异常奋勇。……

　　二十号（二十四日），清晨六点钟，联军向天津退去。九点钟，遇一大队华军，迎头截击，经联军陆续暴袭，并毁去沿河一带各村庄，华军稍沮；乃行至前途，又遇聂军拦阻，中杂拳匪甚多，炮火之声，络绎不绝。

　　（[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第3册第281—284页。）

　　天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1900年6月15日）夜，京津铁路被焚，电线杆亦被拆毁，马家口教堂同时被焚。时有洋兵数十人，放枪追赶拳匪，拳匪四百余人，合力相攻，洋枪之声，彻夜不绝，人人喊杀，声如鼎沸。……

　　二十一日（17日），……午后三点钟，有洋兵四百余人，乘火车欲图北上，行至陈家沟地方，有该处拳匪，并守护铁路之练军、武卫军遮阻，不令前行。洋兵开枪击之，击伤拳匪数人，练军、武卫军亦开枪还击，洋兵退走，官军与拳匪合力前攻，洋兵且战且退。练军开炮，遥向紫竹林租界洋楼轰击；水师营开炮，遥向老龙头火车站轰击，洋楼车站皆被击焚，洋人亦开炮还击，民房误毁者不少。时黄风大起，天日俱暗，两军互相攻击，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洋兵败。

　　是役也，洋兵死伤不少，官军拳匪亦各有死伤者，各处人民与官军拳匪送得胜饼与绿豆汤者，络绎于道。……各铺户居民，皆用红纸书“义和神团，大得全胜”八字，贴门旁。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见《义和团》第2册第14—16页。）

　　西兵与华人接战，于6月18号（五月二十二日）在铁路车站处一仗最厉，俄兵二千名内，竟死伤有五百名之多。……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向尚不信其有此耐战之心，目下观之，彼等之勇猛及耐心之处，较被围西人之心更胜矣。

　　（佐原笃介等辑：《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第3册第191页。）

　　（转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

铁路和教会对华北社会的破坏性影响

　　华北的社会经济恶化特别剧烈，农村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山东、直隶两省铁路都在兴修，京津、津榆、榆锦各段铁路先后完成。卢汉铁路在湖北、河北两头同时施工。河北从卢沟桥到正定的一段，在1900年完工。铁路经过的地方，洋货倾销，旧式交通运输骤被弃置，失业农民和游民数目剧增。运河运输被沿海轮船代替，漕米改征折色。运河河道成为废物，沿河城市衰落。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河北、山东、苏北人民的生计。农民、失业的运输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下层群众形成了反抗斗争的庞大队伍。

　　拆铁路、打教堂是这时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重要内容。外国教会愈来愈凶恶，不但霸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行政，甚至自居为一方之主，非法组织武装，收买地方败类作为爪牙，鱼肉乡民。所谓“教民”中，有不少凶恶地主、罪犯、讼棍、地痞。他们在外国教士的包庇下“作奸犯科，无所不至”，讹诈善良，欺凌孤弱，强占人妻，横侵人产。教堂的横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国教士又乘机以“教案”为名，勒索巨款，责令当地人民摊派。因此乡间群众众口一声说外国教堂是万恶之源。遇到天旱时，农民就愤怒地歌唱着：“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德帝国主义在山东修造胶济铁路，所过之处恃强逞凶，在高密一地就枪杀农民二十余人，起因是占地钉地桩和农民冲突。农民看到铁路不但影响自己生计，而且带来侵略压迫，因此反对铁路和反对教会就成为反侵略斗争的两个具体内容。

摘录自《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6课典型例题

　　例1下列各项中，与洋务运动无关的是（　　　　　　  ）

　　A．引进西方一些近代生产技术　　　  B．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C．建立近代化的国家政治制度　　　  D．对外国经济侵略作了些抵制

　　【解析】本题考查有关洋务运动的内容及评价。A项是内容，B和D项是评价。因为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所进行的维护封建统治而学习西方技术的运动，选项C是错误的。正确答案为C。

　　例2试从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和作用三方面，正确评价洋务运动。

　　解题思路

　　本题是评价题，考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洋务运动的能力。认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洋务派认为只有依靠西方列强的先进生产技术，才能维护清朝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此题解法有两种：①先答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内容和作用，后答对洋务运动的评价。②首先答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然后给予评价；其次从洋务运动的内容来评价洋务运动；最后从洋务运动的作用来评价洋务运动。

　　答案要点

　　（1）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内忧外患上意见分歧，出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②洋务派和顽固派本质上都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待外国事务的态度上，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持清朝统治，而顽固派则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来事物；③洋务派在中央以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④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2）洋务运动的内容：①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为了办理洋务的需要，洋务派还兴办了新式学校，培养翻译人才和军事人才；设立翻译馆，翻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②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在继续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开办一些民用工业，以辅助军令工业。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洋务派筹建了南洋、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1885年，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

　　（3）洋务运动的作用：①军事工业生产的武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③创办新式学堂，设立翻译馆，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③民用工业的兴办，企业的利润刺激，吸引着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又出现了一批产业工人；还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4）对洋务运动的评价：①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说明依靠封建官僚地主搞近代工业，既不能挽救腐朽的统治阶级，也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灾难；②由于洋务派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促进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③洋务派对民用工业的创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使外国资本不能独占中国工商业利润。

探究活动

　　让学生仔细观看“江南制造总局”和“开平煤矿”两张图片，通过比较两者建筑物外观的特点的异同，分析洋务派的思维方式，以及这种思维方式会导致的后果。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l．下列不是洋务派兴办、筹划的是

　　A．设置军机处　　　　　B．设立翻译馆

　　C．筹建海军　　　　　　D．兴办新式学校

　　二、双项选择题

　　1．洋务派筹建的海军水师正确的是

　　A．黄海水师、南洋水师 　B．南洋水师

　　C．福建水师、北洋水师　 D．黄海水师、东海水师

　　三、填空题

　　1．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外交困。对如何摆脱困境，统治阶级内部意见分歧，出现了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_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务。________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

　　2．洋务派在中央以________为代表，在地方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代表，从19世纪___年代到_______年代，他们掀起了一场“_______ ”的洋务运动。

　　四、连线题

　　将下列选项中的相关内容用线连接起来

　　A．1885年　　　　 　　　①李鸿章

　　B．江南制造总局　　　　 ②张之洞

　　C．汉阳铁厂　　　　　　 ③左宗棠

　　D．福州船政局　　　　　 ④曾国藩

　　E．安庆军械所　　　　　 ⑤海军衙门成立

　　参考答案

　　一、1．A

　　二、1．BC

　　三、1．顽固派　洋务派　顽固派　洋务派　2．奕訢　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张之洞　60　90　“师夷长技以自强”

　　四、A.一⑤　　B.一①　　C.一②　　D.一③　　E.一④

扩展资料

自强与求富

陈旭麓

　　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这种想法最初产生于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在身获重咎离开广东以前，曾奏议“以（粤海）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同时有皖人郑复光著《火轮船图说》，表达了民间爱国之士的认识。但前者受到道光皇帝“一片胡言”的拒斥，后者也罕得知音，不能形成声响。

　　真正由议论施为实务的，是1861年设于安庆的内军械所。它寄托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的意愿。而后，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其经费从海关收入提取，因此能成为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后年，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这四个是主要的新式军事企业。此外，各省先后办过20个机器局（其中湖南机器局后来停办，因此实际存在过的是19个），这种机器局都是兵工厂。如此阵容，很能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一批人认识到练兵则不但关乎技击之术，而且须凭仗利器。这个过程不仅搬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这一类企业，由国库支付开销，以调拨分配产品；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因此，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当然，在商品经济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它又不可能一点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例如顽固派攻击洋务军工“糜费太多”，就是用价值观念估算而得出的结论。不过这里的影响是一种折射。从生产关系来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

　　但是，这些企业所引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时人状写上海机器局景象说：

　　“基广二百余亩，周以缭垣，中建广厦，设立厂房，置机两座，左右夹室，咸置小轮，巨机上架横梁，下置轮盘，绕以皮条，联于通力轮轴，轴置铁条，各缀铁球，以通蒸釜。大轮旋转，拽动皮条，力布四方，小轮俱转，凡锯木、截铁、磨凿之类，无不赖焉”。“又有熟铁厂、熔铸厂、重大机器厂、炮位船机厂。正东开治平坦，广七十余丈，直出浦江，植木为柱，高九丈，以便起重。又开船坞，广十余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亦设蒸釜，运机则坞水任意放纳。”

　　于直观的叙述中颇能描绘出蒸汽机生产的恢宏场面。这是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所容纳不了的东西，它的引入和积累虽出于实利的预想，但其内在的要求却会唤来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

　　与此同时，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这些人的存在依连于大机器生产，他们操作机器，而机器生产的特性又会养成他们不同于传统手工生产的利益和观念。在此以前，西方人设置的船坞货栈之类，也曾募雇中国人工作于其中，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时候的雇佣工人并未成为社会群体。只有在洋务企业出现之后，才有数量意义上的整整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究其原始，军事企业正是催生者。这两个方面是洋务军事企业的时代意义所在。

　　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在它达到高潮的同一个时间里，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出使外国的人们通过实地观察，目睹了西人工商业的蒸蒸日上，初知由富致强，坚船利炮本非孤立之物。另一方面，西人入内地。折冲周旋之际，商务之事目远多于军事事目，刺激既多，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一说。比之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洋务派的认识无疑已更深入了一层。以民用工业求富，其荦荦大者为：1872年设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设于滦州的开平矿务局；1887年设立的漠河金矿；1880年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后扩展为天津—山海关铁路）；1882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毁于火，重建后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1889年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此外，还有火柴业、电报局等等。到甲午战争之前，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个以上。除了近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近代企业大体上或多或少都已具备。这些企业，多有拒洋动机，少数还能办出成绩。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问题在于如何估价它的垄断性及其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开。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终究是一种畸形物。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以及腐朽的官场习气，由此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矛盾。它所带来的垄断性抑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又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萌生和发展的困难。两者的矛盾是时代的矛盾。

（选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奕��

　　清末洋务派首领。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1851年（咸丰元年）到恭亲王。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被任为全权大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受命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死后，在外国侵略者支持下，与慈禧太后同谋发动祺祥政变，任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总揽朝政，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活动的首服。1865年（同治四年）因受慈禧太后猜忌，被罢议政王及一切职务，旋复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职，势力从此削弱。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又被慈禧太后解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复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巨、督办军务，主持政局。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辞自《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晚清中国创办的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19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军事企业的资金，与外国企业“分利”，清政府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经营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同治十一年）夏李鸿章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拟章集股，11月成立于上海。规定官方掌握企业大权，“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主要资本来自商股，也有部分官款。第一期资本100万两至1881年（光绪七年）集齐。局设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职。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国外的神户、横滨、新加坡等地设分局。成立时仅有3只轮船，后规模渐大。1877年购美旗昌公司18艘船只，轮船总数达30艘。除转运漕粮外，还延揽各种客货运输业务。初建时，朱其昂任总办。1873年李鸿章委派买办出身的唐廷枢接任，改组全局，重订《局规》及《章程》。中法战争期间暂时售于旗昌洋行，以避战祸。1885年收回后改成官督商办，盛宣怀任督办。因受外商倾轧，日本、新加坡、旧金山等海外航线先后停顿。在官方控制和官场腐败习气影响下，内部管理不善，官商矛盾尖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期间，援照中法战争时寄售旧例，将船售于外商，事后收回。1909年归邮传部管辖，改成商办。辛亥革命后，因受外轮排斥，地方不靖，亏损严重。1927年（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派员整顿，设招商局监督办公处，隶属交通部。后收归国营。抗战期间疏散到香港、南京、武汉等地。1943年设总局于重庆。抗战后复原，规模有较大发展。

（选自瞿林东主编：《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

小议洋务运动目的的侧重性

重庆市江津第二中学　甘波

　　先看下面一道选择题：洋务派从购买花炮到仿而制造，其目的的侧重点是：

　　A、镇压国内人民革命

　　B、抵御外侮

　　C、扩充洋务派自身的实力

　　D、发展近代资本主义

　　要弄清洋务运动的目的，我们应从洋务派实行的具体措施上分析。曾国藩说；“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那么在“剿发捻”’和“御外侮”二者之间，究竟谁轻谁重呢？我以为洋务运动其目的的侧重点是抵御外侮，其理由如下：

　　一是从军事工业和筹办海防的时间上判断。洋务派所办企业，除1861年的安庆军械所外，其余的1865年扩建的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是在攻克天京、太平天国政局已定之后兴建的。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的建立，也是在捻军失败以后的事情，如果是“靖内乱”，那么在平定“发捻”以后，再制造枪炮显然没有多大的必要。

　　洋务运动的内容除军事工业以外，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筹划海防，到80年代中期，海防建设初具规模，而海船对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则作用不大。因为用轮船攻剿太平军，声势虽然壮大，但地势多不相宜，太平军的强大在陆地而非水路，因而筹划海防更多的是“自强御夷”，李鸿章曾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若不及早自强……可危实甚。”因而我们认为洋务运动目的的侧重点是御外侮。

　　二是从实际效果来分析。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是明显存在的。因为军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既有对内进行阶级专政的职能，又有保护社会共同利益和防止外部侵犯的职能。所以，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是绝对的坏事，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军事工业，也就不会有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才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海战等近代作战的历史画面。特别是筹办的近代海防，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洋务运动目的的侧重点是抵御外侮，并在以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其相关的在军事和外交上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

摘自：《中学历史教学》2000.5

洋务运动与近代企业的兴起

　　最早在上海出现的近代企业，为外国殖民者所经营。中国人自己在上海经营的近代企业，始于60年代中期，工业方面以江南制造局为发轫。运输业以轮船招商局为开端。

　　与整个中国近代企业一样，上海近代企业最初并不是由资本家而是由清政府经营的；最初创办的机器工业不是用于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的商品生产，而是用于军事消耗性的军火生产；发展的顺序不是如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轻工业而重工业，而是政府经营的军事工业在先，政府经营的运输业、重工业、轻工业在后，以轻工业为主体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则在最后。清政府在上海的近代企业，与整个中国一样，最初是由洋务官僚出面创办、经营的。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标志着上海，也标志着全国洋务运动的实际开始。

　　19世纪60年代起，曾国藩、李鸿章为强固封建政权的目的，主张“广购机器”、“精求洋匠”，进行设立军火工厂的前期准备。李鸿章并嘱咐丁日昌在上海就近议购机器，以便“即资应用”。1865年，丁日昌访得当时上海虹口有美商设立的旗记机器铁厂愿意出让，该厂“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经李鸿章的同意，遂以6万两白银购买该厂及所储存的铜、铁、木料等。同时，李鸿章还将丁日昌、韩殿甲原先办的两个洋炮局并入，加上这一年曾国藩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从美国运回的100余台机器全部并入，设备有较大的扩充；1867年厂址也由原虹口迁入县城南的高昌庙新厂，称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

　　1865年至1891年，江南制造总局已从原来的1个中型铁厂发展成拥有13个制造厂和1个工程处的大型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全局占地达四百余亩，职工人数达3592人，拥有房屋2579间。江南制造总局拥有的机器设备相当齐全，计有大小车床、刨床、钻床等工作母机622台，全局还拥有大小动力蒸气机361台，总马力达4521匹，大小锅炉31座，总马力达6136匹。这些新式机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19世纪时，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主要军火是各种枪支、铜引、各种火炮、炮弹和水雷等，还先后建造出“惠吉”、“操江”等兵轮八艘以及其它小型船只七艘，同时还修理了一批政府的海军舰只。除了制造军火和船只外，江南制造总局还制造了一部分机器，自炼了部分钢铁、制造了部分火药，希图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江南制造总局在生产上较令人瞩目的成绩是还曾制造出包括车床、刨床、钻床、锯床等工作母机共249台，起重机84台，抽水机77台，锅炉机32台，锅炉15座等。90年代以后，江南制造总局还首创我国自办的炼钢厂，1897年钢的年产量曾达到2059吨，其质量据说可“与外洋造炮之钢相埒，洵称精良适用”。其后，其所炼之钢还以一小部分供应上海市场，收到过“商厂购办，纷至沓来”，“沪上商厂，同声称便”的效果。

　　洋务派官员在上海创办的另一家近代企业是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织布局的筹备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70年代，由于筹措款项困难等原因，筹建工作曾多次停顿，直至1890年才正式开车生产。上海机器织布局厂址选在杨树浦临黄浦江边，占地300多亩，其设备包括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以及配套的轧花机和动力机等全套机器。其厂房高三层楼，长约160公尺，宽约30公尺。正式试车开工时，先是锅炉点火，高耸的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随着以蒸气为推动力的轮机转动，全厂机器开始运作。是时，来厂参观者如堵，厂内外欢声雷动，中国第一家近代机器棉纺织厂正式投产了。

　　上海机器织布局年产布量为18万匹。开工的第一年，产销情况就颇令人满意。年终结算时，除去一切开支，盈利达20％。1892年，生产了400万码的棉布、100万磅的棉纱，雇用的工人达4000人左右。企业的经营状况仍较良好。1893年开始发放股息，红利高达二分五厘。当时在沪的外国海关人员在目睹了机器织布局工人用机器纺纱织布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劳工能够照管和熟练地操作机器，用中国棉花纺纱织布，这已是证实了的事。”

　　上海机器织布局开业初期的优厚利润，促使李鸿章等人企图进一步扩充该厂的生产能力，以生产更多的棉纱和棉布投入市场，赚取更多的利润。但就在机器织布局欲向英国订购新式纺纱机及各种相应机器配件时，织布局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所焚毁。1893年10月的一天，机器织布局清花间突然起火，适值狂风大起，火势迅速蔓延。机器织布局起火后，布局总办曾派人至租界内“请西人往救，而西人以局在租界之外，无权发令救援”为由回绝。总办又请英租界会审通过巡捕房知照英、法、美各消防队赴援，他们“均以局在租界外，扼于成例，不得前往”。结果，大火从上午七时左右一直烧到下午五时，厂房全部被烧毁，筹建了十几年的织布局竟毁于一旦。第二天，当时代表外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北华捷报》发表评论说：由于布局的官员们在“允许外国人进口轧花、纺纱、织布机器”上设置“障碍”（指不允许外人进口机器在中国办厂），所以“试图援救”织布局是“不可思议”的。这段话既反映了外国在华势力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敌视态度，也流露出他们那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由于受官方委派的现任机器织布局总办缺乏创办近代企业的意识和经验，认为企业投保是虚糜资金，拒绝支付原来曾支付过的保险金，结果使企业在这场大火中就损失了70多万两白银，而分文得不到赔偿。另筹资本，在旧址上再设立新厂，并设法扩充。新厂定名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并于1894年又重新开始部分投产。除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外，在19世纪后期，上海的私人民族资本企业也纷纷开设，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一方面受到力量远远超过自己的外国资本的竞争和排挤，另一方面又受到清政府和官办企业的压迫和限制。这个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事物，命运多舛，吉凶未卜，只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挣扎前进。

7课典型例题

　　例1戊戌变法运动的实质是：（　　）

　　A．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斗争　　B．开明地主与顽固官僚的斗争

　　C．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斗争　D．西方文化与传统儒学的斗争

　　分析：本体主要考查学生对戊戌变法性质的认识，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戊戌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它的实质当然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斗争。

　　答案：C

　　例2戊戌变法运动突出的历史功绩在于（　　）

　　A．挽救民族危亡　　　　　  B．推动政治改革

　　C．发展社会经济率　　　　  D．促进思想启蒙

　　本题为1998年的高考试题，所考查的知识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考查的能力是对历史结论的再现。正确答案是D。

　　易误选为A、B两项。选择A项者是将目的与作用混淆起来；选择B项者是将历史过程与历史作用混淆起来。这些，类似于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都有前后的序列关系。之所以不选D项，是没有把“促进思想启蒙”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功绩”。从浅层次上分析，错误答案的产生原因在于没有准确地把握现成的结论。对戊戌变法历史作用的评价，在课本上，第一句就是：“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果从哲学角度分析，这种错误的产生还是教条主义在作怪。按照教条主义的理解，“历史功绩”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而不应该是思想方面的东西。可见，这些人没有想过：古今中外的一切莫大历史运动，有哪次没有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呢？

习题精选

　　一、填空题

　　1．______年 6月11日到9月21日，_________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变法从开始到失败仅103天，因此又称“___________”。

　　2．6月11日，光绪帝颁布《______________》，实行变法。因为这一年是旧历年，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______________”。

　　3．光绪帝任命康有力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还让维新派人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参与变法。

　　二、单项选择题

　　1．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的呼吁救国、宣传变法的组织是

　　A．强学会　　B．粤学会　　C．保国会　　D．南学会

　　2．戊戌变法中曾因支持变法被免职的户部尚书为

　　A．荣禄　　　B．翁同龢　　C．袁世凯　　D．陈宝箴

　　3．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已发展到“瓜分豆剖”，“揭竿斩木”的地步是在

　　A．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B．甲午中日战争后

　　C．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D．德国强占胶州湾后

　　三、双项选择题

　　1．下列官员中，支持维新变法的有

　　A．奕訢　 　B．翁同龢　  C．荣禄　　　D．陈宝箴

　　2．“戊戌六君子”中，除了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外，还有

　　A．康有为　B．梁启超　　C．杨深秀　　D．康广仁

　　3．戊戌变法法令的公布有利于

　　A．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

　　B．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

　　C．维护慈禧太后本人统治大权

　　D．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四、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①下图是谁？

　　②请简单叙述他的主要活动。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请回答：

　　①上述史料是谁所言？

　　②此言是在什么情况下道出的？

　　③请叙述他的主要活动。

　　参考答案

　　一、1．1898　光绪帝　百日维新　2．定国是诏　戊戌　戊戌变法　3．谭嗣同　刘光第　杨锐　林旭

　　二、1．C　2．B　3．D

　　三、1．BD　 2．CD　 3．AB

　　四、①光绪皇帝。②他积极支持维新变法，1898年6月11日，颁布《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几天后，他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任命其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还让维新派人士谭嗣同等参与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和荣禄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变法失败。

　　五、①谭嗣同。②是在其面对死亡时所说。③一、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任命其参与变法；三、戊戌变法前曾劝说袁世凯保护光绪；四、戊戌变法失败后大义凛然，笑赴刑场，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扩展资料

百日维新

　　1895年中国败给日本人之后，维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发言的机会。他们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倾听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暂且摆脱了皇太后慈禧的影响。慈禧自1860年以来一直决定着中国的政策，但现在，维新派已将皇帝争取到他们那一边。皇帝对他们的口头和书面奏章印象极深，1898年夏颁发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称为“百日维新”。这些法令将使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许多闲职将被取消；地方政府将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新学校将传播欧洲的学问；西方式的生产方法将受到鼓励，国家将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入伍者组成的军队。

　　但是，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维新派缺乏经验，他们的法令只得让内心极不赞成的保守官僚去贯彻。维新派确信，不除掉反对派领导人，他们的计划必将失败，因此，他们密谋策划，企图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分子。但是，皇太后却先行一步，她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后宣布由她自己摄政，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

（《全球通史》1992年1月第一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荣禄

（1836～1903）

　　清末大臣。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1874年，同治帝死，荣禄参与确定载恬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1879年，因忤慈禧太后，又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10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60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1898年6月，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旋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皇储），谋废黜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太后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1903年病死。谥“文忠”。编有《武毅公事略》，著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的著作大部已收入《谭嗣同全集》，《仁学》是他的主要代表作。该书写于1896至1897年间，这正是中国经甲午战后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内忧外患空前严重。谭嗣同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治事篇》指出：“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胶州湾和山东的筑路权为德所强取。凡此种种，说明中国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并沦为其殖民地的危险。为了救亡图存，谭嗣同和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把变法维新看成是救国救民的当务之急。他写作《仁学》明确指出：“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仁学》还力图从圣教之旨，自然之理，孔子改制之道，《春秋》“三世”之义，证明“变化”、“日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变化、日新则存，反之则亡，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

戊戌变法六问

河北乐亭县汤家河高中 裴艳秋

　　1．光绪帝是不是一个维新派？

　　从变法的目的看，光绪帝支持变法是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不作“亡国之君”，利用变法从慈禧手中夺回最高的统治权力。从变法法令的内容看，虽然对旧制度作了不少的改革，但是没有涉及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没有对官制进行改革，维护的仍然是封建统治。所以光绪帝不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一个封建帝王，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2．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学说是如何同儒家的思想相结合的？

　　康有为等人不是直接移植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学说，而是利用儒家的权威来宣传变法的合理性。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西方的进化论同古文经传统文化相结合，否定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循环论，阐述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进步的观点。《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当作民权、平等的倡导者。康、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阐述了中国进行政治变革的观点。康有为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阐述了政治变革的观点“臣闻东西各国之或皆以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也，益自三权鼎立之说，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有受责任，而政府代之，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梁启超也提出了要在中国实行政治变革的思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严复在《天演论》中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系统地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维新派的这些观点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把西方的进化论、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融合，这是维新思想的突出特点。

　　3．洋务思想与维新思想之间的主要不同点是什么？它们之间是何关系？

　　它们的主要不同点是对西学的态度不同。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立足的根本，用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思想来为封建统治服务，没有触及封建制度。而维新思想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用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用资产阶级新文化去改造封建的旧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洋务运动的破产，证明了洋务运动不能救国，使维新运动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维新运动继承了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并发展到“制度变革”阶段，主张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政治制度，在中国兴民权、设议院，实现君主立宪制。维新运动是比洋务运动更高层次的变革，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4．康有为在光绪帝颁布变法法令之前，有几次请求光绪帝变法的上书？

　　共有六次上书：（1）1888年，他到北京参加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2）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了《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联合1300多举人上书，称为“公车上书”。（3）1895年5月，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同。（4）1895年6月第四次上书，请求变法。（5）1897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后，他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豆剖”，迫在眉睫，光绪帝很受感动。（6）1898年，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是资产阶级的施政纲领。

　　5．维新派是否反对封建制度？是否反对清政府的统治？

　　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以资本主义的政体代替封建制度，以资本主义文化代替封建文化。而且变法法令也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和封建的经济制度。所以维新派反对封建制度。但是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保留君主，保留皇帝，企图依靠光绪帝来实现变法主张，力图维护清政府度过政治危机，所以他们不反对清政府的统治。

　　6．如何认识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

　　（l）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面对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高举民族救亡的旗帜。康有为在《马关条约》签定时“公车上书”，请求光绪帝变法图强。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后的上书，提出国家已到了“瓜分豆剖”的地步，若不变法，“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光绪帝不甘作“亡国之君”，振作图强，实行变法。所以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

　　（2）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康、梁的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意愿。他们在政治上主张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变法法令中在经济上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措施，又在文化上提倡西学，维新派想通过戊戌变法运动，参与政权，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3）一次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相结合的运动。维新活动的开展是与维新思想的宣传分不开的。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的新人，前后十年，培养了近千人，形成了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政治群体。1895年维新派还成立了政治团体——强学会，每隔数日进行演讲，声势越来越大。维新派又最早在中国创办报刊。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这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份报纸，由梁启超撰稿，宣传西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维新派创办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到1898年，全国的学会、学堂、报馆共有300多所。维新派积极提倡西学，打开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重新认识了世界，为后来接受新的思想扫除了一些障碍，这种影响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戊戌变法也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

　　摘自：《历史学习》2001.3.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4月派李鸿章赴日，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国内各阶层人士反对割地讲和。5月2日�熕脑鲁醢耍�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于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举行会议，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力主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3项主张。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世遂以“公车”为举人赴京应试的代称，故史称此举为“公车上书”。

8课典型例题

　　1．单选题：下列有关辛亥革命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B．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C．结束了中国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D．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答案：B。

　　例题分析：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2．单选题：下列关于辛亥革命意义的表述，正确的有（　　）

　　①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③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④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答案：C。

　　例题分析：④项提到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要求学生史实、概念清楚。

探究活动

孙中山的革命历程

　　目的：培养学生搜集资料、写作评介人物、熟悉电脑和独自探讨问题以及协作等方面的能力。

　　任务：1、探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2、认识孙中山先生童年

　　　　　3、孙中山先生的贡献

　　　　　4、孙中山革命的局限性

　　过程：1、根据不同的探究任务自愿原则分成几个小组。

　　　　　2、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不同的途径查找相关资料。

　　　　　3、整理资料，写出汇报材料

　　　　　4、完成成果展出的工作。

　　成果展示：小故事会

　　　　　　　探究孙中山先生过程的心得体会

　　　　　　　做PowerPoint 演示文稿

　　　　　　　小画报

　　　　　　　关于孙中山的革命历程网页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是

　　A．市民　　B．学生　　C．新军　　 D．工人

　　2．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是

　　A．南京　　B．上海　　C．武汉　　 D．北京

　　3．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

　　A．孙中山　B．黄兴　　C．袁世凯　　D．黎元洪

　　4．辛亥革命的性质是

　　A．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B．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C．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D．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改革

　　二、双项选择题

　　1．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前后对袁世凯提出的条件有

　　A．绝对赞同共和，遵守“临时约法”

　　B．必须坚持反对外国侵略

　　C．到南京就职

　　D．一到北京就职

　　2．以下内容属于临时约法规定的是

　　A．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中国的工人阶级

　　B．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

　　C．没收封建地主阶级一切财产归劳动人民所有

　　D．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有弹劾总统的权力

　　三、填空题

　　1．武昌起义后，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被迫解散________，任命_________________为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政大权镇压革命军。

　　2．武昌起义后，各省代表在_______集会，推举_______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_________为副总统。从_______年的元旦起，以中华民国纪元。

　　四、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①此法是由谁制定和颁布的？

　　②此法的性质是什么？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

——武昌起义前流行的歌谣

　　请回答：

　　①这首歌谣说明了什么？

　　②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有哪些准备活动？

　　③武昌起义的直接领导人是谁？

　　参考答案

　　一、1．C　2．A　3．D　4．B

　　二、1．AC　 BD

　　三、1．皇族内阁　袁世凯  2．南京　孙中山　黎元洪　1912

　　四、①南京政府成立后，由孙中山颁布，参议院制定的。②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

　　五、①说明革命风暴即将到来。②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起义总部。孙武在汉口制造炸弹等。③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金兆龙。

扩展资料

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早年投靠淮军吴长庆。1885年（光绪十一年）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名义驻朝办事。1895年参加维新团体强学会。后在荣禄等推荐下，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1897年擢任直隶按察使。戊戌政变前夕，出卖维新派，获慈禧太后宠信。1899年升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次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参加*东南互保。1901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3年为练兵处会办大臣，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军为六镇，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07年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初被摄政王载沣罢免。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凭藉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1913年派人刺杀宋教仁，并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发动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后又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实行独裁专制。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而死。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北洋政府总统。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由管带累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篡政后，伙同袁镇压革命。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他被任为议长。袁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他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年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军阀驱走。后死于天津。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林增平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里提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论者或据此断言，1885年中法战争的时候，孙中山即已确立革命思想。此说实可商酌。依据此后发生的史事，这个时候，孙中山只是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感到愤慨，偶尔萌发了反抗的思绪。至于坚定其推翻清朝，确认中国必须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信念，则是经过十多年的反清斗争实践，遍历欧美各国，体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善政和弊害，逐渐地同改良思想划清界限，到1903～1905年间，才可说是具备了明确的、坚决的、基本构成体系的民主革命思想。

　　一

　　从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到1894年11月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孙中山是一位服膺维新学说的改良派人士，而不是革命家；檀香山兴中会还不是革命团体。

　　在此期间，尽管有过孙中山与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被称作“四大寇”；孙又曾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聚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商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等记载，但都出自后来的追述，记忆容有误差，仅可供参考，不能作为坐实孙中山当时即具备革命思想的确凿证据。而另外两篇见诸载籍的文章：一是经郑观应略加修改，辑入《盛世危言》中的《农功》篇；一是连载于《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册的《上李傅相书》，则无庸争辨是衡量那一阶段思想主流的可靠资料。

　　无疑，《农功》一文如果不是同郑观应的主张翕然契合，郑就不会收入他的集子。而《上李傅相书》，则是经郑观应、王韬增删润色，并力加推毅的篇章。其中不仅关于教育、农事、实业、商务各方面利弊兴革的阐述，与同时改良派人士的见解并无二致，且其中提出的四条纲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也明显地出自1892年刊印的《盛世危言自序》、（使人尽其才，使地尽其利，使物畅其流），惟增加一条。而在维新理论上，似也与郑观应有所师承。如《上李傅相书》叙述：“……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驰，庠序亦仅存其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

　　上述观点，与郑观应《盛世危言》中《道器》篇的看法，如出一辙。《道器》中称：“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

　　又《盛世危言》《学校》简称：“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

　　故从《上李傅相书》上开行文立论来看，若非孙中山因服膺郑说而直接征引，则是郑观应于修改时捉刀代庖。所以，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就其具体内容而论，《上李傅相书》是孙中山为当时中国设计的一份变法改良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终19世纪之世，鼓吹变法改良是一种进步运动，从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可说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先进志士。而且，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而论，也还不能为造就一代民主革命家提供最起码的条件。因此，认为孙中山从19世纪80年代至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期间是一位改良派人士，并不曾有损于这位伟大人物的令名，反而可以说，正是这样如实估量，更能顺理成章地探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气质，比起把他说成为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

　　将上书李鸿章看作孙中山志在维新改良的政治实践，在学术界还不会引起过多的异议，而若否定檀香山兴中会的革命性质，就可能遭到多数研究者的非议。因为，据传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即已提出了入会者必须矢忠矢信地遵守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对这一誓词，一般均表示确信不疑。

　　然而，从这一誓词的可靠程度，孙中山当时的思想意境，参与兴中会成立的人员的认识水平等方面来考察，誓词是颇难使人置信的。

　　据传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提出来的上述誓词，最先载于1929年出版的《檀山华侨》中邓想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而在此之前，孙中山在1898年所著《伦敦被难记》和随后的各类著述及谈话里，均不曾提到；参与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被捕的陆皓东等在“供词”里，也都没有透露有若何誓词存在；宫崎寅藏在1902年发表的《三十三年之梦》里，谢缵泰在1924年发表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里，陈少白在1929年发表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里，也没涉及誓词片言只字；冯自由在1928年刊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39年和1946年出版的《革命逸史》初集和四集里，叙及兴中会事，此一誓词也概属阙如。只是冯自由1946年出版《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里，才将此一誓词补入。而尤其费解的是，参与檀香山兴中会创立的当事人里，除孙中山外，还有宋居仁、郑照、钟工宇第三人曾撰写或口述由别人记录成文，叙到立会情况，均丝毫未提及宣誓和誓词的事；稍后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陆灿写过两篇文章，谈到入会时宣誓的作法，至于誓词的内容，则只字未提。这就不能不启人疑窦，为什么在邓想发表《茂宜支部史略》之前，参与创立檀香山兴中会的孙中山、宋居仁著文，没有谈到誓词一事；之后，郑照、钟工宇对此也毫未涉及？为什么参与筹建香港兴中会的当事人谢缵泰、陈少白、陆皓东等都不曾在自己亲身经历的记述里提到誓词？为什么曾任民元临时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在1946年以前的记述没有涉及誓词，之后才补入？按邓想并非檀香山兴中会首创时的入会者，事隔三十多年，道听耳食，于回忆时难免将后来产生的事情误推到前面。所以，仅凭邓想一篇记述，就确认兴中会成立伊始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实难使人笃信不疑。

　　另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是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是1894年6月，未被接受，遂于10月束装出国。抵檀香山约莫一个月，即于11月24日建立兴中会。从上书到被拒到兴中会创立，相距不过五个月，其中除了因上书被拒和甲午战争清廷海陆军败绩而产生的刺激外，没有其他遭遇或启示足以使孙中山的思想产生由维新改良到民主革命的飞跃。檀香山华侨一般思想较激进吗？孙中山在自述里这样写的：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如果把檀香山兴中会公开露布的《章程》同五个月前的《上李傅相书》相比照，两者的表述的思想、主张和愿望，就显得基调相同，脉络相通。而将《上李书》与《誓词》比照，那就确实难于理解：在短短五个月之内，是什么原因使得孙中山由一个维新改良人士，一蹴而就地成了民主革命家呢？

　　如果把参加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会议各人员的思想和认识水平加以推敲，也令人不能不提出疑问：在那样一个“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华侨社会里，只凭孙中山的一番开导，就都在会上填写并举手盟誓信守这样一份破天荒地提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象美国一样的民主共和制度的誓词，有可能吗？据记载，1894年11月24日到卑涉银行华经理何宽宅第出席成立会并即行加入兴中会的除孙中山外计22人。他们各人入会前的政治信仰如何，难于查考，但从加入兴中会后的活动情况推测，也大致可以窥其崖略。这22人里，邓荫南、陈南、夏百子、宋居仁等四人于入会后返国参加乙末（1895）或庚子（1900）的起义。其余18人，何宽、刘祥、程蔚南、钟宇（工宇）、刘卓、黄亮、钟木贤、李禄、黄华恢、李多马、刘寿、曹采等为商人，郑金、郑照、李昌、卓海、许直臣、林鉴泉等操公务员一类职业，他们除少数间或以金钱支援起义外，均无若何行动。何宽、程蔚南醵资办《隆记报》，许直臣充主笔，林鉴泉任编辑；这份报“毫无宗旨”，即没有表现任何政治倾向。成立时被推为主席的刘祥，随后竟“无所表现”。按照这18人入会后的精神状态和言行，可以推断，那份“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牵涉到身家性命的反清民主革命誓词，怎能在会上获得同意呢？更不用说还要举手盟誓以表信守不渝。再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份誓词不啻是最先进的、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意义的纲领，如果它确曾在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那末，与会的人员中，必多意气奋发、慷慨悲歌的爱国志士，为什么当日应孙中山之邀到会的22人中，除二、三人略略知名外，其余均碌碌无闻呢？这又是使人大惑不解者。故可以断言，在兴中会成立的会上，压根儿缺乏提出和通过这份誓词的思想基础。

　　有一件事足以佐证上述论断是可以成立的。1899年夏秋间起，梁启超同孙中山在日本曾往返磋商两派联合改组新党等事宜，渐有进展。恰逢康有为命梁启超前往檀香山发展保皇会，行前，梁请求孙中山具函介绍他同孙眉及其他兴中会成员联系。梁抵檀香山，会见李昌、黄亮、邓金、卓海、何宽、李禄等。经梁启超游说，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词，竟使得檀香山的兴中会大多数变为保皇会员，该地兴中会几乎完全消沉了。这就说明，如果兴中会成立时确曾严肃郑重地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愿，那末，李昌等首创该会的骨干会员怎么连兴中会、保皇会的界线都分不清呢？梁启超怎能凭“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一面之词就使檀香山兴中会迅即瓦解，转为保皇会呢？这就足以说明，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只有那公开的《章程》作为会员遵循的章则，而没有“驱除鞑虏”那份誓词。

　　再从兴中会策动的1895年广州起义来看，也不曾发现起义者把自己的誓词原原本本或以意义相同的文字予以露布。关于这点，以下还将具体叙述。

　　然而，孙中山没有胶执于变法改良的路线。由于条件的变化和获得某些机缘，他很快就迈出了反清革命的第一步。

　　二

　　1895年初，孙中山返抵香港。2月，他约聚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陈少白、郑士良等组成香港兴中会。3月13日，兴中会即决定乘机发动广州起义。

　　距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不到四个月，是什么原因促使孙中山开始摒弃变法改良的主张，采取反清革命的手段呢？

　　首先值注意的是，香港兴中会乃是孙中山偕其挚友郑士良、陈少白等，与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部分社员结合组成的。辅仁文社成立于1892年，据该社创始者之一谢赞泰记述，它开始创设，公开的宗旨以开通民智为务，而暗中经常谈论反清革命。历来竭力维护兴中会革命正宗地位的冯自由也透露，辅仁文社初创时，“以其时风气闭塞，公言造反抗清，仅与数友好秘密商谈而已”。近年已有研究者论及此事，认为“辅仁文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资产阶级先进政治团体，比檀香山兴中会早出世至少两年多”。它的作用所以长期被忽略，是有原因的。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被清廷列为“首逆”，行文海内外缉捕。孙逃亡日本，乍一登岸即在日本报端赫然出现“支那革命党领袖”的称呼。嗣因伦敦被难，又使孙中山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而杨衢云则漫游南洋，至南非建方兴中会，地属边隅，故鲜为人知。1901年初，杨被清廷遣人暗杀于香港；稍后，谢缵泰又公开与孙中山闹分裂。随着孙中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威望的日益提高，革命的源头自然归之于檀香山兴中会。杨衢云及其创立的辅仁文社先著祖鞭的地位和作用，就浸假而湮没不彰了。当然，孙中山是因其早就蓄志拯救祖国，具恢廓雄豪、领袖群伦的气质，且才识非凡，胆略超群，并能一往无前地坚持斗争而成为伟大的革命领袖的，既非因缘时会，更不是因为杨衢云的早逝。但过去某些国民党人士确略欠气度，叙及早期中国民主革命历史，总是扬孙抑杨，使杨衢云长期以一个才识平庸、争夺兴中会会长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心目中。

　　事实上，辅仁文社多数成员的较为激进，是由于他们同檀香山参加兴中会的人们的身世和处境有些差别。檀香山入会的人们，生活在“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半封闭性的华侨社会里，多数是“闻革命而生畏者”。而辅仁文社成员则多数是香港皇仁书院、圣保罗书院或圣若瑟书院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洋行或香港政府机关供职，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国家的危殆处境，有更多的紧迫感；他们又自称是“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故较易于同旧传统、旧的社会体制决裂。但这并不意味孙中山是受辅仁文社的激进态度的推动而迈向反清起义，而是说孙由于结交了和自己经历相似、志趣相同的朋友，因而开始越出了维新改良的藩蓠。

　　应当提出，孙中山等同辅仁文社部分成员结合所产生的明显效应，是香港兴中会所拟订的《章程》，与檀香山的《章程》比较，有了根本的变化。

　　檀香山《章程》指责清朝统治者“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香港《章程》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在该《章程》第二项内，又重复指出“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前者只指责“庸奴误国”，而后者则申斥清廷“政治不修，纲维败坏”，矛头直指整个朝廷和官府，明显地表露了反叛朝廷的意向。前者行文措词，还酷似忠臣义士犯颜直谏、冒死陈言；后者则颇有点发檄讨伐的气势了。

　　其次，作为“三合会头目之一”的郑士良以及丘四、朱贵全等会党首领的参加，也是促使兴中会态度转向激进和迅即决定发动起义的一个因素。香港兴中会成立时，恰值清海陆军溃败，清廷决定屈膝议和之际，政府信誉狂跌，社会杌阻，人心浮动；因对日作战而招募的兵勇面临遣散的忧虑；三合会众萌生不轨之心。郑士良等当然会将这些动态带入会内，成为诱发孙中山、杨衢云等乘机起义的因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助推力量，即以何启为代表的若干香港上层人士的支持。何启这位具有在港华人领袖地位的香港议政局议员为什么充当兴中会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其原委尚待探寻，而他为起义运筹帷幄的事实，则确凿有据。他不仅替兴中会撰写起事《宣言》及疏通香港政界人士和报界主笔，甚至在1895年8月29日兴中会开会议决行动计划的会上，转到前台，充任会议主席，议定起义有关事项和厘订临时政府政策大纲。同时，曾任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的儿子黄咏商、女婿韦玉（1896～1914年间任议政局议员）等头面人物，也为兴中会的起义输财献策。由于他们的赞助，遂获得香港《中国邮报》即《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Reid）和《香港电讯报》又称《士蔑西报》编辑邓勤（C．Duncan）、助理编辑高文（T．Cowen）等给以舆论支持。这几个编辑陆续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发消息和评论，透露中国的改革党人将在广东发动事变，示意事变获致成功将使清政府一贯执行的排外方针随之废除，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将得到发展。故而呼吁列强支持革新党人的举动。关于革新者对政权机构的主张，1895年3月18日《德臣西报》的陈述是：“就国家而言，没有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和国。正如改革党提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应包括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皇帝应出自哪一个古老的家庭，显然是以后考虑的事情。”这些评论和消息，旨在争取列强、特别是英国对兴中会起义的了解和同情，预防重演当年英、法、美等帮助清朝倾覆太平天国的故事。

　　还值得提的的一个曾秘密参与兴中会起义策划的人物，即那个进士出身，因包揽“闱姓”而暴富，机诈叵测，一心想当皇帝的刘学询。孙中山们设农学会，刘曾厕身于发起人之列。与孙中山交往，不时流露觊觎非分之心，且自比于朱元璋、洪秀全。当他获悉兴中会行将起义，便向孙中山建言，趁广东官方收解“闱姓”饷银的时机，加以劫夺以充军用。据陆皓东被捕后供伺可知，兴中会是计划采用这个措施的。

　　上述情况表明，香港兴中会成立伊始就决计发动起义，是孙中山同辅仁文社的部分成员结识，鉴于因甲午战争败绩而导致的人心浮动和社会机陧的情势，已为起义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仓促作出的决策。为筹划起义，招雇散兵汰勇和会党分子以及购置军火等，则需要大量钱财；疏通社会各阶层的联系以利于开展活动，又不能不仰仗有地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因此，以何启为代表的香港上层人士，以刘学询为代表的广东地方绅衿，很自然地成了孙中山所不能不倚重的力量。于是，起义的进程和所要实现的任务，也就难免不以何启等人的意愿为转移，并受到刘学询一定的制约。这就表现在《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对行将出现的广州起义的报导和评论里，也只是提到起义获胜后将要以一个有效率的、与列强友好相处的新王朝以取代清王朝，而不曾提出要建立共和国。所以，确切地，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还只能说是一次反满运动，基本上不具备民主革命的性质。

　　然而，也不能认为孙中山内心完全同意何启的主张，在一定场合，他仍然吐露了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愿望。据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恒次郎致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的信函，从1895年3月1日起，孙中山曾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向领事中村恒次郎申述兴中会起义事项，请求日本给以武器援助。在交谈中，孙中山申述了他的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之说；还提到“他们的组织称为‘兴中会’……统领乃广东省海南岛人（原文如此——译者）康祖诒（儒者，他的著作被禁止印行）、原任驻神户领事吴某（逸名，号汉涛）、曾纪泽之子、栞等四人。小生问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则告以尚未考虑及此。”这说明孙中山在当时确有建立共和国的设想。但他为什么又容忍黎德等报刊编辑遵循何启的意图，在报上宣传起义后将建立由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组成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呢？这看来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乙未广州起义含有很大程度的冒险性和侥幸一搏的因素。此时孙中山的脑际虽然有了共和国观念，但对于建立共和国需要实行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改革，并没有完整、系统的蓝图；而准备起义，又必须倚仗何启等人的支撑和筹划，因而他不能不对何启的意旨持容忍的态度。

　　(2)与孙中山提出建立共和国愿望的同时，他把康有为、吴汉涛和曾纪泽的儿子与他同列为兴中会的四大统领。尽管这与事实有出入，但却表明，在他的脑海内，主张维新改良的人士和清朝的世家官宦，都可以同他协作共事，一道执掌共和国的国政。显然，此时孙中山虽然开始憧憬着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但却与倡维新改良的人们、封建世家官宦似乎没有政治上的界线。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仅仅开始产生了共和国的意念，而没有形成粗具体系的民主革命思想。

　　即便如此，孙中山开始萌发在中国以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的意念，是弥足珍视的。确切地说，乙未广州起义还不具备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就孙中山已经准备楬橥共和国旗号这一难能可贵的举措来看，这次起义是理当视作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滥觞。

　　乙未败后，孙中山没有气馁，而是更为执着地寻求实现共和国的途径。1895年10月，他偕郑士良、陈少白到达日本，开始了长期流寓海外的逋逃客的生涯。旋又断发改装，重至檀香山，继登美国大陆，自西徂东，横渡大西洋，于1896年9月至英国。10月，经历了十二天的“伦敦被难”，孙中山开始以一个勇于为祖国的更新和富强而献身的革命家形象，出现于国际政坛上；他本人也因此而增强了反清革命的信心。后来，他追述当时情况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听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于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这段记述，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可信者，是他被难后，逗留英国，大部分时间往大英博物院等处，认真研读西方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以及工、矿、农牧等各方面的书籍，间或参观、考察英国社会状况，故“所见所闻，殊多心得”。不可信者，是那次他只在英国盘桓约七个月，而不是两年，也没有到过欧洲诸国。大约是他在撰写那份《有志竟成》的自述时，信手把辛亥武昌首义以前又有三度旅行欧、美的见闻心得，全都挂到伦敦被难后那次经历上去了。所以，史扶邻在他的著作里写道：“我怀疑，三民主义在这时并不象二十多年后他（指孙中山——引者）所回忆的那样已明确地形成。”据实而论，辛亥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至1903～1905年间才可说基本形成。

　　1897年8月，孙中山重抵日本，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在交谈中，他声称：“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又说：“且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表现了孙中山对创立共和国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然而，在19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的华侨里，闻革命与共和而不掩耳骇走者，确属凤毛麟角。孙中山在《有志竟成》里写道：“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传布，其难更可知矣。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所以，他深有感触地感叹：“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在这艰困时代，孙中山不能不继续同何启和刘学询为代表的两种势力保持联系，又致力于争取康有为一派的合作。这样，当1900年因义和团反帝斗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所引起的动荡局势出现时，孙中山又以时机已至，组织了一次格局与乙未之役基本相同的反清起义。

　　1900年庚子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又是何启。起义部署是：由当时任香港议政局议员的何启偕韦玉向香港总督卜力（H．Blake）建言，利用当时局势，劝说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实行两广独立。李鸿章一方，由刘学询负责疏通；并由刘发函通知在日本的孙中山，“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同时，又经何启授意，推陈少白起草一份由孙中山领衔，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李纪堂、史坚如等署名的《致港督卜力一书》，提出《平治章程》六则，作为起义的纲领，希望得到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平治章程》提到：“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但不曾点出这个中央政府是共和制还是皇帝制。然而，在阐述各省自治政府的职能时指出，自治政府“惟于年中所入之款，按额拨解中央政府，以为清洋债、供军饷及宫中府中费用。”明眼人一看便晓，这无非是仿诸葛亮《出师表》的用词，示意所谓“宫中”乃皇帝所居的宫殿；所谓“府中”，乃丞相或掌权的国务大臣的府第。它实际上向人们透露，起义后建立的国家，不是共和国，而是君主立宪国。谁来当皇帝呢？还是文献不足征。惟事后孙中山致刘学询函内提到：“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为之”。另一有关著作也曾作过这样的陈述：拟议由卜力撮合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发动两广独立的方案，由于李决意遵旨北上而未成事实。但当李假途香港会见卜力时，“他还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迨李鸿章由粤至沪继续北上，而刘学询留沪未曾偕往时，孙中山还不惜降格以求，派平山周持函前往上海面见刘学询，告知郑士良已率众在惠州举义，他本人即将率大队袭取广州，希望刘接济巨款。信函内称：“今特遣深信入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由此可知，孙中山筹划庚子起义时，他不曾坚持要建立共和国，而是仍然迁就何启、刘学询等人的意向，可以容许在起义胜利后以一个汉族人取代清朝皇帝的帝位。

　　是什么原因使得孙中山由一再宣称“执共和主义”的信念退到仍然接受皇帝制度的方案呢？主要原因还是前面已叙及的，在当时的中国，用革命排满能不掩耳疾走者，实属罕见，“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尤寥寥焉”。他所能招雇或鼓动起来参与发难的人群，也限于“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的会党分子。在如此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满怀拯救祖国、振兴华夏的紧迫心情，对腐朽祸国的清王朝抱着务求其速去的焦急愿望，举目国内外，感到足以倚为臂助的是以何启、韦玉、黄咏商等为代表的香港高层华人社会；暂可缩为盟友的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人士；权且假借的是刘学询那种觊觎非分的世家巨绅。从乙未到庚子的六年间，孙中山除了在日本、欧、美客居或考察外，就一直周旋于这些人之间，因而不能不推行某些权变措施，采用一定的冒险主义方式，屈从于何启、刘学询等人的意愿。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还不能认为已形成体系，也不能说执共和主义已达到坚信不移的程度。

　　三

　　历史进入20世纪的初时，中国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本家集团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与此相联系，新式学堂在京师、各通商口岸、华北、华中、东南各省象雨后春笋似地兴办起来；出国留学（绝大多数留学日本）成一时风尚。因此。接受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具有新的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出现在社会上。而甫经八国联军侵华浩劫，帝国主义抢掠中国的灾难有增无已。莽莽神州瓜分陆沉之祸，更迫近眉睫，越来越使人寝馈难安。有志之士，焦心竭虑，纷纷起而探求救亡之策，富强之谋。其中不少先进分子，则将戊戌变法的失败视同殷鉴，争相介绍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和获致成功的途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如卢梭《民约论》、约翰弥勒《自由原论》、孟德斯鸠《万法精意》等纷出杂陈；英、法、美等国革命史，相继面世。华盛顿、拿破仑被尊称为“华、拿二圣”，“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煌煌然出现在《革命军》上。这一切，标志着一种新型的革命运动，已经伴随着20世纪的届临而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孙中山敏锐地体察到这一巨大变化。他在《有志竟成》里写过自己当时的感受：“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山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患，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随着上述变化，孙中山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改观了。1902年，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面世，章士钊予以节译，标书名为《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刊有章太炎、秦力山的序言和译者自序。

　　《秦（力山）序》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宫崎之所云云者。……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而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举国熙熙嗥嗥，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

　　章太炎则以诗作序：“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

　　章士钊的《自序》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为耳目者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

　　斗转星移，世风丕变，使孙中山不能不由衷地感到，在他的周围，志同道合的人们多起来了。今后从事革命，再也用不着去攀附何启，去同康有为、梁启超周旋，去向刘学询求助了。庚子起义受挫后，他就开始对以往的奋斗历程进行反省，感到兴中会的《章程》和乙未、康子两度起义露布的宗旨，已经不合时宜；总会、分会和会员之间，组织涣散，人心不一。不少会员浑浑噩噩，不分清兴中会同保皇会的区别，作为兴中会发祥地的檀香山分会，孙中山在日本活动据点的横滨分会，戊戌以后经康门弟子梁启超、徐勤一番游说，多数会员竟转入保皇会。且兴中会和会员的分布，就地域言，偏于广东、香港和海外华侨中，绝大部分是广东省籍，其中籍隶香山县的又占半数以上。作为会员间联系的纽带，与其说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毋宁说多赖乡情里谊。就会员社会成分而言，绝大多数是商人、工农小生产者，还有不少会党分子；知识分子所占比重很小。孙中山有鉴于此，故产生舍弃兴中会，改组新的革命组织的念头。据冯自由称：“孙总理于癸卯秋尝为余言：‘兴中会自惠州一役失败后，极少收揽党员。……’故总理于庚子九月至乙巳秋，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如癸卯（1903年）冬所设之东京革命军事学校学生，及乙巳春夏间所组织之留欧革命团体会员，其誓章皆未列入兴中会三字，即其明证也。”1903年10月，孙中山又一次到檀香山，开展反保皇派斗争，重建革命团体。在希炉（Hilo），他开始舍弃兴中会名称，建立中华革命军。其不称“党”而名“军”，乃在于“所以记邹容之功也”。并开始在盟书里写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嗣后，中华革命军在檀香山略有发展。

　　1903年，反满革命言论爆炸似地扩散，大击保皇毒焰的声势磅礴激荡，“拒法”、“拒俄”和“苏报案”等一连串爱国运动云起风靡，把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推向民主革命的前沿。1904年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在湘、鄂先后成立，并于当年策划了两湖反清起义。嗣又有苏浙皖一带志士相继组织起光复会和岳王会。由于清政府加紧对革命者的搜捕和杀戮，各省志士赓续地避往日本。一时，日本汇集了不少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知名人物，相互砥励，酝酿建立一个大的革命党。

　　环顾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黄兴虽以沉毅果敢允孚人望，但于革命理论则稍嫌不足；其他如宋教仁、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等，或以耽于民主学说见长，或以善于文词著称，其品望似均不能尽惬人意。这样，业已被先进的人们仰为北斗，颂作民辟的孙中山，自然成为众人期待的领袖。据宋教仁著《程家柽革命大事略》称：“黄兴、宋教仁以马福益之军起义湖南，军败出走，田桐、白逾桓、但焘亦游学之东，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以谋诸君（按：指程——引者）。君力阻之，谓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但孙中山却在美、欧逗留，不曾了解革命党人在日本期待他的心情。

　　孙中山于1903年9月离日本前往檀香山。由于好几年没有同避祸该地的母亲和妻儿团聚，故在那里逗留六个多月。虽然，他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军，开展对保皇派的斗争，但由于去国窎远，毕竟对祖国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发生的巨大革命风潮了解不够，因而仍把目光投向会党。1904年初，他在檀香山加入天地会（当地和美洲概称致公堂）。3月，前往美国，争取美洲致公堂脱离保皇党的蛊惑，转向革命。在旧金山，他为致公堂重订章称，规定：“本堂以驱鞑除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美国盘桓半年多，于年末前往英国，他的行踪为早就怀着“乘机寻觅孙逸仙”的在欧洲的留学生朱和中等所知悉、并了解孙在伦敦“囊空如洗，将有绝粮之虞”。于是将留学费用节省下来，汇至伦敦，请孙中山前来欧洲大陆。

　　1905年春，孙中山渡英伦海峡抵布鲁塞尔，与留欧学生朱和中、贺子才、胡秉柯等会晤。朱和中“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为言。总理不以为然，谓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终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至第三日，总理似有所决定，为言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朱和中回忆说：“我辈乃大悦，皆曰：此吾辈倾心于先生之切愿也。”于是，大众欣然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盟书上签署，计三十余人。嗣后，在柏林、巴黎的留学生签署盟书者又有三十余人。但不久即发生王发科、王相楚、汤芗铭、向国华等割破孙中山皮箧，窃取盟书向清政府驻法公使馆出首一事。孙中山甚为恼火，愤愤地说：“我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刚刚萌生的欲在知识分子中发展革命力量的想法，又动摇了。

　　6月，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东返，途经新加坡，与当地华侨陈楚楠、张永福会晤，叙谈很投机。因此，船过西贡，即致书陈楚楠称：“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可见，孙中山对汇聚于日本的中国留学界和革命逋逃客们还不很放心，怀着“查探东方机局”的念头，似乎缺乏到日本组织革命团体的打算，而有“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国”的设想。可是，事态的进展出乎他的意料。到达日本匝月之间，中国同盟会——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的丰碑，就拔地而起，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流寓于日本的中国革命者，早就在探听孙中山抵达日本的船期。故孙中山一到，立刻置身于那些期望一瞻风采、共图大举的革命者之中。他经宫崎寅藏介绍，得识黄兴，即有一见如故之感。早就倡说“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的程家柽，立刻替孙中山张罗同留学生往来的场合，曾邀约陈天华、黄兴、宋毅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旸谷等与孙中山在他的北辰社寓庐集会，力促孙中山出面组织大的革命团体。孙中山遂约集旅日各省留日学生和华侨七十余人，于7月30日集会，商讨筹备革命团体等事项。到会者人数不等地分属于17个省。当日即议决新成立的团体名中国同盟会，获绝大多数人赞同，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举行宣誓加盟仪式。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在富士见楼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1300余人。宫崎滔天在会上称：“昔年孙君来此，表同情者仅余等数辈耳；中国人士，则避之如恐不速。今见诸君寄同情于孙君如此，实堪为中国庆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是在事先没有计划，没有相互联系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它不是冯自由所谓属“兴中会改组同盟会”的产物；且冯所开列参加筹备会的五人里，黎勇锡、胡毅生是1903年秋入东京革命军事学校的学生，孙中山并未使之列名兴中会（此系冯在《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一文里提到的），故兴中会到会者仅三人。与会者里，属光复会者仅蒋尊簋一人；属华兴会者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胡瑛、张继等六人，是前一日议定以“个人自由”参加的，并非华兴会推派的代表；且原属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者共计只十人，占到会人数仅七分之一弱。故同盟会也不是所谓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会联合组成。确切地说：同盟会是汇聚于日本的意气奋发的中国革命志士因志同道合而集结成的民主革命团体。孙中山后来在《有志竟成》里描述当时自己满怀希望的欢快心情：“及乙巳之秋，集会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虽然，同盟会看来是由偶然的机缘而成立的，但实质上，这个偶然性乃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所导向的表象。即当时的中国已经为组成一个领导全国规模运动的革命团体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即：已产生一位久经历练、为革命者仰之如北辰、颂之为民辟的领袖；在民主革命的先锋队——新式知识分子的先进行列中，已涌现一批才略超群、出类拔萃的中坚力量。所以，同盟会的成立，实是当时中国先进志士、民族精英，风云际会、乘时奋飞的历史壮举。

　　此后，中国广大的民主革命志士就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号召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在1911年举发辛亥全国起义，获得了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创建中华民国的历史性胜利。这也是孙中山的丰功伟绩。

　　（《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列宁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列宁选集》第2卷）

宋教仁

　　宋教仁 （1882～1913） 湖南桃源人。字遁初，号渔父。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后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及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民报》撰述。1911年初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同年7月与谭人凤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起义和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参加南北议和，5月到北京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理事，后代理理事长。1912年底到1913年初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取得多数席位，曾企图以多数党资格组织责任内阁，以制约袁世凯。1913年3月国会开会前，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著有《间岛问题》、《宋渔父日记》等。

（选自《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9课典型例题

　　多选题：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　　）

　　A．一场文学革命　　　　　　　B．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C．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D．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此题答案为：AD。

例题分析：此题考查的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和性质的理解与把握。需要明确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并以其对国人的伟大的思想解放及施以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探究活动

新旧文学表演

　　建议教师将学生分为两组：

　　一组准备新文学方面的剧本内容和表演

　　一组准备旧文学方面的剧本内容和表演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

　　①提倡民主，反对专制②提倡科学，反对愚昧③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④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③④

　　2．《新青年》的创办者是

　　A．李大钊　　B．陈独秀　 C．胡适 　 　D．鲁迅

　　二、双项选择题

　　1．下列活动与李大钊有关的是

　　A．组织护法运动　　　B．发表《庶民的胜利》

　　C．发表《狂人日记》　D．五四运动中领导北京学生进行斗争

　　2．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高举的两面大旗是

　　A．自由　　B．民主　　C．平等　　D．科学

　　三、填空题

　　1．______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在_______爆发，学生要求拒绝在______上签字，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______、______、________。6月3日以后，______成为运动的主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___________。

　　2．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逐步从____________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____________的知识分子。

　　四、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①上图是谁？

　　②他的主要作品是什么？

　　③请简单叙述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参考答案

　　一、1．C 　 2．B　

　　二、1．BD　 2．BD

　　三、1．1919　北京　对德和约　曹汝霖　陆宗舆　章宗祥　无产阶级　上海　2．激进　 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四、①鲁迅。②《狂人日记》。③1918年，发表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把反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革命内容，同新文学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扩展资料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字仲甫。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15年起创办并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冬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O年初，和李大钊等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8月，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他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以及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被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党的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革命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坚持错误。此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成为取消主义者，并组织反党小集团。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纠集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后与托洛茨基派组织相结合，1931年5月曾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直隶（今河北）乐亭人。原名耆年，字寿昌，改名大钊，字守常。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冬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5年被推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进行反袁斗争。1916年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自由精神。同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甲寅日刊》编辑，参与领导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陈独秀一起编辑《新青年》杂志。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歌颂俄国革命，成为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年冬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大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支持和领导五四运动。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初与陈独秀开始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3月在北大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中共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2年8月在上海与孙中山商谈改组中国国民党及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问题。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审定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年冬回国，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工作，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群众革命运动。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被军警殴伤，此后转入地下，避居苏联大使馆。1927年4月28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主要著作编有《李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

（选自苏步青等主编：《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1994年版。）

有关鲁迅的白话小说创作的论述

　　《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这是一篇对封建主义充满正气和勇敢的宣战书。它借助双关的语言和白描、象征、比喻等手法，细致描绘“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神经过敏，多疑多虑，思想跳跃；把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揭露，巧妙地结合起来。狂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又都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从而显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它剥开了“仁义道德”的伪装，控诉了“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割股疗亲”等残酷的罪行，尖锐地揭露几千年来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各式各样的吃人者，象赵贵翁、赵家的狗、古久先生和狂人的大哥，不仅被个别地写出，而且作为一个集团来表现，是被彻底否定的一种社会势力。面对黑暗的现实，狂人决心要诅咒吃人的人，劝转吃人的人：

　　“吃人的事，对么？”

　　“从来如此，便对么？”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狂人憧憬着未来，预示“真的人”要出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些呼喊，表现作者的浪漫主义激情和启蒙主义的理想，但是未来的社会和“真的人”究竟怎样？依靠谁来“救救孩子”？作者的思想还很朦胧。不过作品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它能够把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现实揭示出来，彻底地否定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在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在《狂人日记》里，赵贵翁之流的压迫者在吃人，被压迫者也在帮同吃人。那些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妻子被坏人强占的，都在帮同封建势力来对付狂人。狂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深刻地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与广大群众隔膜的关系。先驱者本来是最清醒的人物，但却不能以本来的面目跟读者相见，而是以被扭曲了的狂人的面目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悲剧。这里艺术构思的着眼点，正是先驱者与群众的关系。他们是先驱者，但在群众眼里，却是离经叛道的疯狂者，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深入群众的结果，是当时最本质的历史真实。所以鲁迅创造狂人的形象，决不是凭空虚构，而是生活给他提供了艺术构思的根据。他找到了狂人，可以说是找到了最合适的形象，来深刻地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从而给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历史的鉴戒。

　　鲁迅的《狂人日记》，取法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果戈理写的是一个小职员，因地位低微，追求上级的女儿未能成功，终于发狂的故事。鲁迅的这篇小说却不同，它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它主要不是写个人的病患，个人的悲剧，而是写社会的病患，时代的悲剧。因此，它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时间“礼教吃人”成了进步人士和青年的共识。人们在摧毁旧的价值标准的同时，正在寻求和确立新的价值标准。

　　《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里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这篇小说确是酝酿已久，幼年时看过的《二十四孝图》，后来读过的《资治通鉴》和许多野史，都使他领悟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在时代精神的光照下，他对历史和现实又具有真知灼见，才能提炼出这样深邃的思想，塑造出如此发人深省的形象。

　　狂人，正如其他艺术典型一样，它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鲁迅在孕育《狂人日记》的过程中，确实遇到过一个精神病患者，这就是他的一位表兄弟阮久荪。这个人是鲁迅的大姨母之子，当时在山西省繁峙县当幕友。1916年10月突然精神失常，“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鲁迅留他住在会馆，“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这个病人经医治略有好转，鲁迅就派人把他送回南方去了。这点具体的生活素材，触发鲁迅孕育已久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酝酿过程，这才创造出“狂人”这样鲜明而有深厚思想内涵的艺术形象。

　　和《狂人日记》同时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还有鲁迅写的《梦》、《爱之神》和《桃花》（均署名唐俟）。这些诗“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并以新的语言和格调，表现了时代的新精神。鲁迅后来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这些新诗的诗成就虽不能和他的小说相比，但也体现了鲁迅为前驱者呐喊为新诗的生长拓荒的精神。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不仅陆续创作小说，还发表许多论文和杂感。

　　礼教吃人，封建文化吃人，封建社会吃人，成了鲁迅这一时期大量作品的中心主题。

　　同年冬天，鲁迅又创作小说《孔乙己》，发表于次年4月的《新青年》。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在以传播孔孟之道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的长期毒害下，他养成了好喝懒做和自视高人一等的坏思想。他的社会地位和思想使他无以为生，越过越穷，甚至沦为窃贼，但他仍然忘不掉自己的身份，还信奉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条，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小说以鲁镇的咸亨酒店为背景，勾划出壁垒森严的阶级差别、等级差别，腐朽的势利眼和尔虞我诈的行径，真实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特征，为孔乙己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的环境。作品就在周围人们的一片讥笑声中，通过孔乙己喃喃争辩“窃书不能算偷”等细节，写出他始终没有正视自己的沦落，还是固守着老朽的价值标准，眷恋于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既批判地揭示了人物的悲剧性格，也有力地抨击了造成这种性格的黑暗社会。小说还写到人物的某些善良品质，进一步揭示他的坏思想完全是以“孔家店”的教条为内容的封建教育制度造成的，从而流露出作者对人物的某些同情。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是无法避免的。他偷了丁举人的东西，被打断了腿，最后一次在酒店门前出现，是“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坐着用手走路。这个场面是非常悲惨的，令人目不忍睹。鲁迅写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而不是被其他歹徒恶霸打断了腿，是很有用意的。打断了腿，就是致孔乙己于死命，他再也无法挣扎图存了。刽子手不是别人，而是丁举人，是封建文化教育、封建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在这个制度底下，爬不上去，就活该倒霉；爬上去的，就作威作福，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孔乙己被打成这样，有谁同情他呢？掌柜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欠十九个钱呢？”这有多么冷酷！接着的两句话是“你又偷了东西了！”“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周围人们发出的，也还是一片讥笑的声音。这是鲁迅对人吃人的世界，对罪恶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教育制度所进行的无情揭露和沉痛控诉。

　　……

　　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一个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了。这是李大钊轮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它发表李大钊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其他人的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文章的观点虽然“未必精当”，但在当时却发生了巨大影响。就在这一期刊物上，发表鲁迅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他深刻地总结以往的民主革命的历史教训，批判中外反动派攻击“过激主义”的谰言，表现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鲁迅的这些作品，充分地表现他是“听将令”的，“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

　　《药》描写两条故事线索：一条暗线是革命者夏瑜的英勇牺牲，一条明线是小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了医治儿子痨病所表现的愚昧无知，并通过“药”——人血馒头而联结起来。

　　夏瑜是个始终没有出场的人物，作品通过刽子手康大叔的口，间接地描写他曾劝牢卒阿义造反的情节。刽子手敌视革命的言辞，依然掩盖不住一个英勇的革命者的光辉。

　　华老栓是个劳苦善良、安分守己的城镇贫民，他受了封建迷信的愚弄而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他对于革命者的牺牲这样重大的事件始终不闻不问，只关心用死者的鲜血来换取自己孩子的生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小栓只能成了封建迷信的牺牲品。

　　围绕着小茶馆，还正面描写了一群社会地位不尽相同的茶客。他们不理解夏瑜，反而骂他发疯。作品深刻地表现出革命者与群众的隔膜，显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难于避免的可悲结局。

　　小说还把两条线索延伸到死者的身后，描写清明时节华大妈去探视儿子小栓的坟墓，恰好遇到了同是去探视儿子坟墓的夏四奶奶。她们都是封建统治下的被损害者，共同的命运原应促使她们有所认识和觉悟，但她们依然还是浑浑噩噩。这些描写更加深了全篇的悲剧气氛。

　　《药》不把革命者放在主要的正面描写的地位，而是放在幕后，是有深刻用意的。这是为了指明，在当时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情况下，革命者的血流得多么惨淡，多么不被人注意。把不觉悟的群众放在舞台的中心，正说明它的重点还是写封建思想对人民的毒害，还是为了启蒙主义的目的。

　　《药》的悲剧达到了非常悲凉，可怕的程度，这是有现实根据的。《药》是根据秋瑾牺牲的素材来描写的，可以说，小说的悲剧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悲剧的深刻反映。鲁迅把这个历史悲剧反映出来，无非是为了告诉人们：要革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发动的工作。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广大群众从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否则是不行的。这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当时的思想革命，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

　　由于当时革命的前驱者是不主张消极的，而鲁迅又是“听将令”的，所以他“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在夏瑜的坟头“平空添上一个花环”，以示革命后继有人，“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是夏瑜牺牲后产生的另一种积极的结果。这个花环的确加得好，对于鲁迅，他是把它当作理想添上去的，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就使这篇严峻的现实主义小说，也带有积极的浪漫主义气息。

　　（选自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①认为离开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根本改造，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②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指出改造中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③没有对工农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④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

　　新文化运动前期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领导者的阶级局限性和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当时站在斗争前沿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他们的旗帜，他们用来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找来的。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也就不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思想方法上也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看法都有偏激之处。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指出的那样：“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由于阶级和思想方法的局限性，他们提不出实际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案，因而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当然，在儒家文化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欧资产阶级一样，在早期反封建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色彩。

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比较

　　共同点：从性质上看，前后两个时期都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性质；从领导者方面来看，前后两个时期有些领导者是相同的；从形式上看，两个时期都是通过著书立说开展文化宣传，同时都经过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从作用来看，都是当时社会先进思潮的主体成分，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人们的认识。

　　不同点：①从性质上看，前期属于纯粹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后期则带有大部分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性质。②从领导者上看，前期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来倡导，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后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继续领导，但已经转化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加入了一批新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等。③从内容上看，前期主要是追求民主和科学，提倡新文学、新道德；后期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④从阵营上看，前期表现的较为一致；后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引起了一些争论，尤其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使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化。⑤从范围上看，前期主要局限于局部地区、少数知识分子；后期则进一步扩大了区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运动当中来，且马克思主义还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⑥从作用上看：前期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起了一定的社会启蒙作用；后期影响深远，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因素。

10课典型例题

　　单选题：五四运动中喊出的口号是（　　）

　　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②“废除二十一条”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④“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此题答案为：A。

例题分析：此题考查的是对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出现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

探究活动

　　这两个重大事件有联系么？

　　五四爱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动脑筋

　　结合以前的史实分析，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是

　　A．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B．十月革命的影响

　　C．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D．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

　　A．鸦片战争　B．辛亥革命　C．太平天国运动　D．五四运动

　　3．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者是

　　A．陈独秀　　B．李大钊　　C．毛泽东　　　　D．董必武

　　4．中国共产党为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而成立的领导机关是

　　A．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B．中国同盟会

　　C．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D．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5．对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进行镇压并酿成惨案的军阀是

　　A．张作霖　　B．吴佩孚　　C．段祺瑞　　D．冯国璋

　　6．下列文章中，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

　　A．《庶民的胜利》　　　B．《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C．《青春》　　　　　　D．《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填空题

　　1．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___________，选举陈独秀任_________。

　　2．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________、______的民主革命纲领。

　　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______年初至_______年春，出现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_________、______、______等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二七”大罢工中，共产党员________，工会法律顾问_______等惨遭杀害，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三、问答题

　　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是什么？

　　四、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①图中的人物都是谁？他们是什么会议的代表？

　　②这次会议的召开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成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的奋斗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请回答：

　　①这是中国共产党哪次会议的宣言？此次会议召开于哪一年？

　　②宣言中提到的党的“目的”和目前的“奋斗目标”各是党的什么纲领？该宣言的发表有何重大意义？

　　参考答案

　　一、1．D　2．D　3．A　 4．D　5．B　 6．D

　　二、1．1921　7 　23　第一个党纲　中央局书记

　　2．反帝　反封建

　　3．1922  1923　毛泽东　刘少奇　李立三　林祥谦　施洋

　　三、①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②在这次运动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

　　③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

　　④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起了推动作用。

　　⑤五四爱国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四、①自左至右，上边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下边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

　　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五、①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此次大会召开于1922年。

　　②“目的”指的是党的最高奋斗纲领，目前的“奋斗目标”指的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该宣言的发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扩展资料

苏维埃

　　苏维埃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为列宁所发现，肯定和发展。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成为苏联权力机关的名称。

　　（选自《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批思想界的前驱，而传播开来的。

　　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几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著名论文（《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还没有进行系统的介绍，而且文字热情洋溢、从其内容来看也有些不够恰当的地方，但它们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应该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一九一九年初，在李大钊所发表的一批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观点有着比较深刻的阐述。例如，他发表的《大亚细主义和新亚细主义》（一九一九年二月），指出日本侵略者所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的阐述问题。再如，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九一九年二月）中，谈的虽然是妇女问题，但明确地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同年五月，《新青年》出版了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号”。他在这一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如果说，李在一九一八年的几篇论十月革命的文章，还只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的话，那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开始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在其“名著”栏中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这一段的译文虽然比较生硬，但却是《共产党宣言》中极重要的一段，因为它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原（译）文写道：“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并且要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无产阶级在和中产阶级争战，因为情势所迫，不能不自行组织一种阶级。若是取革命的手段，他们便自居于统治的地位，把一切的旧生产情形，都要废除；并且要把一切阶级的反抗都消灭了；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那一阶级的特权，都一并废除。”

　　这篇译文的前面，还有一段按语。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一八四七年的十一月到一八四八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这篇文字的具体作者是谁？尚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这样的文字既然能在《每周评论》上公开发表，根据当时编辑部成员和主要撰稿人的思想情况来看，肯定是为李大钊所同意的。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九一九年的上半年，李大钊不仅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也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因此他在这时已经成为列宁说的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马克思研究号”后，《新青年》曾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

　　著名的国民社出版的《国民》杂志，在“五四”前除了登载过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外，并没有发表过专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在“五四”后这类文章增多起来了。例如二卷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登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二卷二、三号连载有《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二卷四号载有《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文。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国民》杂志社召开了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五四运动，指出：“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分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接着，他又在《国民》二卷一号上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阐述了亚洲各弱小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两大潮流汇合起来，必将冲决帝国主义的统治，他说：“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挖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

　　除《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不同的角度大量登载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晨报》副刊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实现改组的。改组的第一天，就登载了李的论文：《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论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在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的时候，李大钊不但在《新青年》上办了一个“马克思研究”号，并且也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五月五日到十一月十一日止，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了五篇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一九一九年八月七日至十一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增加，最高达到数百种之多。在这些新刊物中，许多都受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因此在这些刊物中，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以上所举，还仅限于他在一九一九年内所写的一些文章或所做的工作，至于他在一九二○年及其以后，还写了更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就已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选自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李大钊

　　凡是世界上的土地，只要是世界上知道人的道理的人在那里过人的生活，我们决不能把他认作私有物，拒绝他人。但是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东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象这样的平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常向我们说和我们有同种同文的情谊的日本人啊!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拼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依我看来，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吗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作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这话并不是我太刻薄，试一翻日本的移民史，那一处不是这几色人先到？除去这几色人还有什么人？——那背包卖药的还是第一等的——在这等地方的商人、绅士、官吏、军人，也都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淫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这又何苦呢？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

　　原载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第22号

关于痛打章宗祥

　　（1919年）5月4日是个星期日。下午两点多，北大、高师等十多所学校学生三千多人到天安门前汇齐了。学生们高举着“誓死争回青岛”、“还我山东”、“惩办卖国贼曹章陆”（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陆在签订“二十一条”时是驻日公使）等标语，有的演说，有的呼口号，有的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斗争，“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大声疾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了！”“同胞们，起来呀！”

　　学生们的行动，吸引了许多过往行人，惊动了京师朝野各界。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前来“劝告”，“警告”，不准游行，学生都置之不理。

　　2点45分，游行队伍向南进入东交民巷，打算向各国使馆递送“陈词”，期望西方国家“主持正义”，不想遭到外国巡捕的拦阻。群情更加激愤，决定去找卖国贼问罪。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经王府井、东单，直向曹汝霖住家的东城赵家楼进发。

　　曹汝霖的住宅黑漆大门紧闭，游行学生怒不可遏，几名勇敢的学生跳进窗口，从里面打开了大门，大队便一哄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了。说也凑巧，章宗祥正好来曹家作客，学生们发现了他，就一拥向前，在客厅把他痛打了一顿，接着又放火烧了赵家楼。一直尾随学生的军警乘着曹宅大火，赶来拘捕了三十二名殿后的学生和市民。

　　（选自《中国通史故事》（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节选）

　　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努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

　　（一）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除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1．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

　　2．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乡及乡村——土地税则；

　　3．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是进率后得税；

　　4．规定限制出洱率为法律；

　　5．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6．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现在他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并又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呀！共同前进！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为和平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独立而战！

　　和平，自由，独立万岁！

　　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际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9—117页。

　　（选自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册补编（1919—192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

11课典型例题

　　例题：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向北最远打到（　  ）

　　A．长江流域　B.黄河流域　C．东北地区　D.华北地区

　　答案：D

　　例题分析：此题旨在考查学生对北伐进程的理解能力.从北伐进军的史实可以看出,北伐军北上过程中，北方冯玉祥已在五原誓师，进入豫、陕。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大败奉军，所依据上述四选项，D项符合题意味正确选项。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北伐军的先锋是

　　A．黄埔学校学生军　　B．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C．叶挺独立团　　　　D．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

　　2．在北伐战争时，帝国主义干涉、破坏中国革命的具体表现有

　　①将大批军队、兵舰开到长江中下游，炮轰北伐军，支援吴佩李

　　②寻找蒋介石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新工具

　　③组织“联合军”5000人，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

　　④制造“五卅”惨案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3．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农民运动发展最迅速的省是

　　A．湖北省　　B．广东省　　C．广西省　　D．湖南省

　　二、双项选择题

　　1．北伐的主要战场是

　　A．福建　　B．湖南　　C．湖北　　D．浙江

　　2．以下各项与蒋介石有关的是

　　A．任北伐军总司令　　　　　　　　　B．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C．在长沙发动反革命“马日事变”　　D．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三、填空题

　　1．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_____________、张作霖三派军阀。北伐军分三路进军，一路指向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路指向福建、浙江，一路指向_________。不到半年，把革命从____________流域推进到__________流域。1927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_______。

　　四、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①这是一幅什么时期的漫画？为何人所画？

　　②这幅漫画揭露了什么？说明了什么？

　　③在这一时期全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对当时的北伐战争有何重要意义？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1927年3月，成立起义指挥部，指挥部认真整顿了起义队伍，并根据教人力量的强弱，将作战划分为七个区域，由各区党的负责人任指挥，起义前10天，党发动铁路工人罢工，切断了上海敌军的各种援助。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罢工令，80万人当即罢工。七个区域于1小时内共同行动，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在工人武装打击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请回答：

　　①上文所述是哪一次起义？为什么要举行这次起义？

　　②这次起义是谁领导的？是如何取得胜利的？

　　参考答案

　　一、1．C　 2．B　3．D

　　二、1．BC　 2．AB

　　三、1．孙传芳　湖南　湖北　江西　珠江　长江　武汉

　　四、①1926年7月至1927年4月大革命时期的漫画，为“广东农民协会”农民所画。

　　②这幅漫画揭露出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地主对工农大众的残酷剥削。说明经过了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农民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席卷全国，其势犹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涤荡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中国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五、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配合北伐胜利进军。

　　②周恩来。这次起义成立了指挥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起义开始以后，工人纠察队分头向反动军警的据点猛攻，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解放了上海

扩展资料

北伐开始后列强对华方针的调整

　　1926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如日中天的声势和中国政局的巨变，使在华列强，尤其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方针，被迫面临一个大的调整。在华列强此时都不冉以扶持北京军阀政府、敌视南方为惟一政策，而改用其他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

　　1．软硬兼施：列强在被迫与南方革命阵营打交道时，采取压服和软化双管齐下的手段。在这一点上英、美两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它们出动炮舰，摆出了不惜用武力对付中国革命的架势，也制造了一些惨案，但同时他们已开始重视同国民政府的交涉，并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有着明显的“软化”特征。

　　北伐开始后，列强在两湖首当其冲的是英国。面对汹涌的革命潮流，为摆脱被中国人民视为“头号帝国主义”的不利地位，它在北伐开始后不久即决定迅速调整对华政策，把“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并以中国专家蓝普森替代钟情于北方军阀的原驻华公使麻克瑞。英国的目的用英国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的话说就是：“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中国革命，努力将其引上正路。”而这时已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在英人的眼中，是交涉的对手，又是软化的重点对象。

　　2．分化瓦解：尽管列强对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左右两派的裂痕均已有所了解，也注意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崛起及其代表的“温和派”立场。仅掌握程度有别，认识也不一，尤其在决策时，必有一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过程，因而不能说所有列强对付南方革命的手段从一开始就是“分化瓦解”的。在北伐高潮时，英、美两国对南方革命所采取的对策，可以说“软化”是其主要特征。“分化”则是有意图之，并未实施或未及实施，因此，蒋与英、美的勾结也当然谈不上。（自然，随着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日益暴露，它们的分化瓦解政策就显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了）与英美不同，日本在拟定对付南方革命时则是一开始就倾心于“分化瓦解”之策的。

北伐迅速获胜的原因

　　1.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北伐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国共两党在北伐问题上意见一致，因而能够通力合作，进行正确的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两党能够发挥各自的专长，调动各自的力量，为共同的目标竭智尽力。没有两党的团结合作，北伐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是北伐胜利的基础。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就组织了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等随军出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北伐进军中，沿途农民为北伐军担任侦察、向导、送信、运输、救护，甚至拿起武器参战。湖南各界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交通队、向导认、暗探队、长矛队、敢死队等，英勇投入反军阀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支持了战争。两湖粤汉路工人破坏铁路，迟滞了敌人的军事运输。汉阳兵工厂从9月1日起举行总罢工，断绝了敌人的军火来源。上海的解放，更是工人武装斗争的结果。民心所向是战争胜利的根源。

　　3.中国共产党员英勇作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军事和政治的负责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影响和鼓舞了广大官兵。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觉悟程度特别高，战斗力特别强，担任北伐军先锋，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为北伐立下殊功。

　　4.北伐军出兵时机恰当，战略部署正确。当时，吴佩军主力在南口，两湖空虚。而孙传芳兵力分散，又在山东、江苏与泰军对峙，无力主动出击。北伐军集中兵力先取两湖，然后由粤、湘、鄂数路夹击孙传芳，这一战略决定完全正确。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在北伐中的正确指挥.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

　　5.北洋军阀黑暗腐败，矛盾重重。张、吴、孙三派互不统属，各怀鬼胎，不能配合行动。一些省级小军阀和大军阀亦有矛盾.为保存实力，在蒋介石争取下改换门庭。军令混乱、军心涣散、人民唾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瓦解。

　　6.苏联的援助。苏联派了大批军事、政治顾问，协助北伐军制订战略方针和政治工作制度，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1926年运来飞机、大炮、机枪、步枪等各种物资，仅步枪就有2万余支。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贡献。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实践中帮助国共两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为其提供了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的援助。第二，在理论上，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制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给予指导，使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

　　2．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第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二，大革命时期在领导权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是共产国际右倾思想的反映。第三，大革命紧急时期共产国际的联合战线高于一切的根本方针，导致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终使大革命失败。第四，理论上对阶级关系和革命阶段的分析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

　　3．关于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倡导并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共产国际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错误。第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可能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第二，在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给予物质上的援助，也没有给予理论上的帮助。总的来说，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功绩是主要的。

　　4．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领导权。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始终没有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实现领导权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正确的途径，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权。

北伐战争胜利后，吴佩孚、孙传芳哪里去了？

　　吴佩孚、孙传芳俩人并非在战争中被击毙的。在北伐之后，吴佩孚深感杀人如麻、罪孽深重，曾一度埋名隐姓。但是，“七·七”事变之后，在对日本问题上，他却保留了一点气节。当汪精卫派人劝他投降日本时，他向汪精卫交出了自己抄录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多次拒绝日本的金钱美女的诱惑，高官厚禄的许诺。正因如此，他引起了日本人对他的百般仇视、忌恨。1939年11月24日，吴因吃饭不慎，误将一碎骨渣嵌进牙缝，刺破牙齿，这正为日本特务机关以治牙病为借口，施展阴谋而创造了良机，最终对吴痛下毒手，置吴于死地。这正如董必武先生所讲的：“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官阀，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

　　孙传芳的下场又是另一种情况。1926年，他在江西被北伐军打垮后，余部收编于张作霖所辖，皇姑屯事件后，又寄食于张学良的门下。他为了遮人耳目，掩盖罪责，后来迁到天津英国租界，最终死于为父复仇的义女施剑翘的枪口之下。

如何认识1925～1927年的冯玉祥及国民军

　　1．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及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国民军虽然仅存在二年多的时间，但在1925～1927年间对中国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冯玉祥及国民军代表了当时摇摆于革命战线与反动营垒之间的军政力量，其向背对大革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北伐战争之所以势如破竹，固然是国共两党的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但与国民军在北方的配合作战也有很大的关系。北洋集团的分化给北伐提供了一定的有利的条件。

　　2．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此时的政治进步有较复杂的背景，并有很大的局限性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因“倒戈”行动为北洋人物所不容，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国民军一军控制着北京，由此为奉系所嫉忌而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该部所占据的地盘大多土地贫瘠，故经济十分困难，且因直隶保大地区为李景林所占据而与国民军二军地盘隔绝，在战略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国民军缺少一个对外的港口，无法从海上补充急需的军火。所以，冯玉祥为把张作霖逐鹿中原，只能向国民党进步势力靠扰，以摆脱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此前，冯玉祥与孙中山只有些书信往来，对其政治理论及事业根本不了解。此时，他希望通过国民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国民军地处西北内陆没有从海上补给武器的来源，从地缘政治考虑，只能从与之相邻的苏联想办法。而且，从苏联进口军火不用付现款，这对国民军更是求之不得。但国民军接受苏联军事援助不是冯玉祥进步的标志与结果。就此事而言，苏联和冯玉祥都有各自的目的。当时，冯玉祥对苏联有一定的看法，对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及外蒙古受其控制不满。所以，冯玉祥在此接近苏联的目的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一定的区别。

　　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军阀还是有区别的，这主要是由于其背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这是他能够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所以，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重视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改造工作，从而对国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3．冯玉祥及国民军能与北洋军阀决裂，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这是因为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对冯玉祥所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对国民革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冯玉祥的转变是大革命中错综复杂阶级力量重新组合的直接反映；此外，冯玉祥虽然与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的易帜投机有本质的不同，但在政治态度转变中被逼迫的成分仍占很大比重，其政治思想的基础不牢固。冯玉祥是在旧军阀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下投入革命战线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又迅速蜕化为国民党新军阀了。

12课典型例题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有（　）

　　①南昌起义　②秋收起义　③广州起义　④百色起义　⑤平江起义

　　A．①②③　　B．①③⑤　　C．②③　　D．①②③④⑤

　　解析：此题为组合式选择题，题干界定的时间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即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后，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认识到革命需要自己的武装，此时进行的武装起义，题干所列内容均属这一类，于是正确答案应选D。

评注：该题考意是合并同类项和归类辨析。只有掌握了基础知识，了解了这五次武装起义的时间，就可得出正确答案；反之，选ABC任一项都是错误的。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一枪的起义是（　 ）

　　A．秋收起义　　B．南昌起义　　 　 C．广州起义　 D．北伐战争

　　2．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点是（　　）

　　A．南昌起义　　B．“八七”会议 　 C．秋收起义　 D．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

　　3．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　　）

　　A．陈毅　　　　B．朱德　　　　　　C．方志敏　　 D．毛泽东

　　4．秋收起义中起义军公开打出的旗号是（　　）

　　A．中国工农红军　　　　 B．中国人民解放军

　　C．中国工农革命军　　　 D．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二、双项选择题

　　1．1928年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是（　 ）

　　A．邓小平　　B．朱德　 　 C．刘少奇　　D．陈毅

　　2．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有（　　）

　　A．湘赣　　　B．湘鄂赣　　 C．赣南　　 D．闽西

　　三、填空题

　　1．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这就为中国革命从__________转入_________，创建_______，建立________________揭开了序幕。

　　2．1928年升月，井冈山会师后，将两军改编为_______军。___________任军长，___________任党代表。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坚强的队伍。

　　四、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1）上图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的什么问题？

　　（2）当时广大中国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什么？

　　（3）简述立地革命的内容和它在当时起的作用。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请回答：

　　（1）这是什么时期的歌谣？

　　（2）这首歌谣说明了什么？它反映出什么问题？

　　参考答案

　　一、1．B　2．B　3．D  4．C

　　二、1．BD　2．CD　

　　三、1．城市　农村　人民军队  农村革命根据地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朱德　毛泽东

　　四、（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贫瘠的土地，还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国民党的压迫，生活异常困苦。

　 （2）他们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

　 （3）内容：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废除农民惜地主、富农的债务。作用：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广大贫农翻了身，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政权，生活得到改善。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积极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

　　五、（1）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产生的歌谣。

　 （2）说明当时在井冈山的斗争生活非常艰苦。反映出红军战士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扩展资料

刘伯承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青年时代投身于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2月发动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同年冬赴苏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长征中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6月和邓小平一起率军挺进中原。其后参与指挥了淮海、渡江、解放西南等一系列战役。建国后，历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

（选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吗？

　　在“1929～1932年农村革命根据地示意图”上，标有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位置，同时加有“毛泽东、朱德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注语。［见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13页。］教材并未明确说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关系，但文中的叙述和图上的注释容易让学生把二者等同起来。实际上，二者不是一回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他率领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利用近半年的时间，先后攻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成立了这三个县的工农兵政府，同时解放了一片农村，逐步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军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在彭德怀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光辉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此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也燃起了广大革命者心中的希望之火。

　　中央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建立赣南革命根据地。在同年3、5、10三个月，红四军三进闽西，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春，赣南，闽西分别成立工农民主政府，两区地方武装也分别编为红三军和红十二军。6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赣南、闽西两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河北省承德县三十家子高中朱秀娟摘自：《中学历史教学》2002.5－6.)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陷于破产，列宁为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建立共产国际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为第三国际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9年3月2日在列宁领导下，于莫斯科召开有30个国家的工人政党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宣告第三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有五十七个。以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原有组织形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经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第三国际于1943年6月正式解散。

　　第三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

　　（地点都在莫斯科）

　　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

　　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

　　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

　　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

　　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月17日──9月1日

　　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研究述评(节选)

盖军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建园以后，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学和科研中，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以周恩来《关于“六大”之研究》一文中的提法为依据，没有什么争论。1976年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争论颇为活跃。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的统计，发表的论文近两百篇，有的写了专著。有些文章还未来得及阅读，只根据现有材料谈几个问题。

　　一、研究概况

　　1976年以前只有少量的正而论述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文章。1976年以后逐年增加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1980年以后异常活跃，每年在各种公开刊物上都有15—20篇的文章发表，涉及的面也不断拓宽，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l．大多数文章是论述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贡献

　　许多文章都谈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敌强我弱、我们又毫无合法条件存在的形势下，共产党人如何聚集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摆在年轻的中共中央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八七”会议以后，全党都对在新形势下如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途径进行了探索。中共中央总结了各地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政权的斗争中，要形成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夺取大城市之前，必须在城市的周围各县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形成对城市的包围。党的“六大”，根据一些地大已经建立起来了农村根据地的事实，指出“要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因此，“六大”以后，农村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六大”对夺取全国胜利走什么道路，以及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没有正确解决，而是强调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枚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针对当时那种“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有的文章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同当时中央所讲的割据，两者是有差异的。第一，中央要建立农村割据地区，是设想很快夺取省政权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没有持久的观念，毛泽东对根据地有持久的思想；第二，对根据地的建立和坚持问题，中央强调起义是群众的起义；勿须军事力量的介入，忽视革命军队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则强调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没有相当力量的武装决不可能长期坚持根据地。这就从更深层次上论述了毛泽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思想基础。

　　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红军和根据地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在湘鄂边、鄂豫边、赣西南的红军也有发展，1929年底爆发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存在决定意识，红军和根据地壮大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势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走什么道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由于实践经验、思想水平、认识能力的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策略主张，从当时党中央到红四军的领导人同毛泽东的意见分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其他根据地的经验，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他明确指出：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会明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贺龙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以农村工作为中心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面临的新课题，是毛泽东首先认识并由理论上加以论述的。正如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向，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问题”。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并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所理解和接受，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和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央，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以及政治路线上的其他“左”倾错误，招致了中国革命的第二次失败。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在全党的贯彻才有了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和理论，在新的形势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936年12月至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系统地论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论证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地区也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败侵略者。上述文章，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

　　在全国解放战争初期，虽然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已经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装备还是占优势，因此，毛泽东还是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直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强我弱的形势转变为我强敌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出来加强城市工作，把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宣告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毛泽东创立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有的文章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有的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学术观点的分歧

　　近年来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的研究，涉及到的问题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表述、工农武装割据、红色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几个概念的关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系、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态度、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等等问题。经过几年

　　1．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和标志问题，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1）认为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从而形成了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等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2）认为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上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到1931年初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这条道路形成的时间。主要论点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已开始摆脱“城市中心论”传统观念的束缚，但仍未建立起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牢固观念。因为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写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是把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为城乡诸革命力量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没有决定因素的意思。后来此文收入毛选时，对原文作了修改，在重要因素前面加了一个“最”字，这就使语句的分量发生了变化，应如实地分析，其后不久，毛泽东又率领红军远离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带来困难。这篇文章，在总体上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是较前大大深化了，但对敌强我弱这个特点仍显注意不够，对形势估量过于乐观，仍坚持在短期内争取包括南昌、九江等城市在内的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因此，毛泽东此时还未树立起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牢固观念，还未能完成创立革命道路的理论。所以又出现了1930年6月率领红军离开赣南、闽西根据地，向中心城市进军，又从农村奔向城市；攻打中心城市长沙。除了组织上的因素外，还有其自身的因素，说明此时毛泽东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农村工作重心的观念。二打长沙撤围后，毛泽东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了认识。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强攻中心城市难于成功，因而引兵入赣，回师吉安，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1930年10月的罗坊会议，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就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创工作。

　　（3）认为毛泽东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认识的转移，是在1930年至1931年下半年完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没有提出明确的形成的标志。主要论点是：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也还没有冲破城市中心的局限，还是把红军当作“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信中所说的“全国革命高潮”，“将来大革命”，无疑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起义。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认识转换，是在1930年至1931年下半年，经过对党的工作重心的争论和李立三“城市中心”论的克服，并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而完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1930年5月，《红旗》第104期发表的周子敬的信提出的在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运要快得多”的形势下，党应“暂时放弃城市”，而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革命力量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已经提出了以农村为重点，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胜利的想法。在克服李立三组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之后，伴随红军战争的发展，全党工作要以农村斗争为中心的观点，便逐渐确立起来。到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指示中共：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到“继续扩大苏维埃区域”上来，非苏区党的工作，要以“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来保护苏维埃”、“积极帮助苏维埃区域”为目标。9月，《红旗周报》发表评论，提出把“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当作第一等任务去做”，要求“党的各级指导机关”都要“了解这一工作是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第一条件”。到这时，可以说，以农村为重点的思想，在党内确立起来了。从此以后，“城市中心”论，再也没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4）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坚持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完整的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说明。几年后，毛泽东又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种写法是回避了这条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5）认为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

　　理由是：第一，明确提出要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也就指明了要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全面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依据；第三，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第四，批判了“左”倾路线在红军弱小时就要红军攻占大城市和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错误思想；最后，毛泽东指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直到“敌强我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这个反复就结束了。

　　以上是主要的论点。个别的认为1938年到1939年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是这条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

　　(选自王荦先主编：《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中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节录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的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同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同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用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半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劝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汗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具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显然弱，但是顺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潮，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来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友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及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闰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木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13课典型例题

　　长征途中，标志着红军跳出包围圈的是（　 ）

　　A．攻占遵义　B．巧渡金沙江  C．四渡赤水　D．强渡大渡河

答案：B。该题既考知识点，又考时间顺序，学生记忆时应把握准长征途中几次事件（或战争）的时间。可以这样记忆：长征开始→湘江→乌江→遵义（转折点）→赤水→金沙江（跳出包围圈→大渡河→泸定桥→雪山草地。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本题，还可应付与长征有关的一些题目。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重点围攻的是（　 ）

　　A．中央革命根据地　　　　　 B．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C．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D．陕甘革命根据地

　　2．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而失利的反“围剿”是（　　　 ）

　　A．第一次反“围剿”　　　　 B．第三次反“围剿”

　　C．第四次反“围剿”　　　　 D．第五次反“围剿”

　　3．红军长征开始于（　　　 ）

　　A．1933年秋　　　　  　　　 B． 1934年10月

　　C．1935年10月　　　 　　　　D． 1936年10月

　　4．1935年10月，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胜利会师的陕北红军领导人是（　  ）

　　A．方志敏　　　 B．彭德怀　　　  C．刘志丹　　　 D．项英

　　5．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是（　 ）

　　A．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B．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C．遵义会议的召开　　　　　　D．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6．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是（　　）

　　A．陕西吴起镇　 B．陕北延安　　C．青海甘孜　　D．甘肃会宁

　　二、填空题

　　1．________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的_________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________“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_________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2．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声东击西，四渡________，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急行军渡过_________。从此，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红军继续北上，强渡__________，飞夺_____________，又翻过了_________，通过了沓无人烟的__________，进入甘肃、陕西。

　　三、识图题

 

　　看下图填出下列地点：

　　A．______________（长征地点）

　　B．______________（根据地名称）

　　C．______________（会议地点）

　　D．______________（会师地点）

　　E．______________（会师地点）

　　四、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请回答：

　　（l）材料节选自哪首词？它的作者是谁？

　　（2）这首词反映了什么时期的历史情况？

　　参考答案

　　一、1．A　 2．D　3．B　 4．C　5．B　6．D

　　二、1．1935　遵义　王明　毛泽东　 2．赤水　金沙江　大渡河  沪定桥　雪山　草地

　　三、瑞金　井冈山　遵义　甘肃会宁  陕西吴起镇

　　四、（1）节选自《赣南游击词》。陈毅作。

　　（2）这首词所反映的是中国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约3万多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进行三年最艰苦最困难的游击战争时的情况，它就是红军战士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

扩展资料

毛泽东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论红军长征

　　首先是红军的情形。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队，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王明

　　王明（1904～1974）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1924年考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书记，曾在米夫的支持下组织宗派小集团。1929年回国后，任《红旗》编辑。1930年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尔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为“左”倾的政治纲领。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依仗参加会议的米夫的支持，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同年9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后，仍通过博古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937年11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使南方地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中央党刊委员会主席、中央妇委主席。1941年后因病长期休息。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就医。同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长期留居苏联，并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写了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故。

（选自《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强渡大渡河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战斗。1935年5月上旬，第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以每日80—90公里的速度向大渡河前进。蒋介石急忙派兵渡金沙江向北急追，同时调集军队增强大渡河防御，企图凭借天险，歼灭红军于大渡河南岸地区。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高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红军在敌人新的部署尚未就绪之前，不顾疲劳，急速前进。第一师于5月24日晚突然袭占安顺场渡口，歼敌一个营，夺获小船一只，随即组织强渡。25日上午，由十七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火力，奋勇渡过大渡河，击溃敌人一个营，占领了北岸渡口。以后，为了使主力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敌人夹击企图，红军以第二师沿西岸（自安顺场起，大渡河上游为南北向）北进，抢夺上游的泸定桥；第一师主力继续渡河，沿东岸北进，配合第二师的行动。两路冒雨前进，翻山越岭，隔河互相支援，冲破敌人据险扼守的数道隘口，奔向泸定桥。第二师于29日晨急行军到达泸定桥西头，当日下午乘敌军还来不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时，立即组织夺桥战斗。由二十二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夺取了泸定桥。后续部队迅即渡河攻占泸定城，歼灭守敌一个团，与第一师一部胜利会会。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四渡赤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争取战略主动的作战行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为了从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于19日从遵义地区出发，经桐梓、松坎转向西进，28日在鳛水（习水）西南土城重创四川军阀一个师后，29日分别在土城、元厚场渡过赤水河，进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蒋介石急调重兵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区进行围堵，并在长江沿岸构筑了严密的封锁线。当其重兵逼近威信地区时，红军为了争取主动，乃放弃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乘贵州北部敌人比较空虚，突然转头东进，于2月18日由土城东南的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将围堵之敌甩在后面。接着，以一部兵力将回头尾追的敌军向温水方向吸引，主力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城，歼灭贵州军阀部队两个师。这时，蒋介石嫡系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红军以一部兵力在遵义城西南郊老鸦山地区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主力从侧翼突击，将敌主力歼灭于遵义城外；并乘胜猛追，将残敌大部歼灭于乌江北岸。这次遵义地区的作战（遵义战役），共歼敌二十个团，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此后，红军几次寻敌作战，敌却在遵义地区周围加筑工事，小心防守，并加强乌江沿岸防御力量，防止中央红军同湖南西部永顺、桑植地区的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红军为了调动和迷惑敌人，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便从遵义地区再次西进，3月16日乘虚占领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19日进至四川南部古蔺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一面派兵西追，一面在四川、贵州、云南边界地区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红军。当其重兵奔集四川南部时，红军又突然折回，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乘贵州北部、中部和东部广大地区敌军比较空虚，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人，主力急速南进，于3月底南渡乌江，将敌主力全部抛在乌江以北。接着，以一部兵力进击瓮安、黄平，将敌向东吸引，主力直逼贵阳，诱出云南军阀军队前来增援后，乘虚进军云南，威胁昆明。当敌军主力回救昆明时，红军又突然转向西北挺进，5月上旬，于绞平渡胜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辞海·历册分册·中国现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14课典型例题

　　例1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是（　　）

　　①杨靖宇　②周保中　③李兆麟　④马占山

　　A．①　　　　B．①②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解析：C。该题意在考查考生对历史人物归类分类的能力。题中④“马占山”是国民党史军队中第一个举起抗日大旗的爱国将领，①②③三位是“抗联”的领导人，正确答案是C项。

　　例2伪满洲国的建立是在（　　）

　　A．1931年　　B．1932年　　C．1938年　　D．1930年

　　解析：B，该题意在考查考生熟悉历史时间的能力。C、D是干扰项，A项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是伪满建立的时间。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是在（　 ）

　　A．“一·二八”事变后　　B．“九一八”事变后

　　C．“八一三”事变后　　　D．“四一二”事变后

　　2．规定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日军留驻上海的丧权辱国的协定是（　 ）

　　A．《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B．《淞沪停战协定》

　　C．《塘沽协定》　　　　　D．《何梅协定》

　　3．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的地点是（　 ）

　　A．北京　　B．沈阳　　C．热河　 D．长春

　　4．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是（　　）

　　A．溥仪　　B．同治　　C．宣统　 D．光绪

　　二、填空题

　　1．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__日夜，驻东北的日本_________军，炸毁南满铁路_________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他们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占领________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2．“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防军司令_________按__________的旨意命令军队不予抵抗。东北军_______多万人撒入关内。日军如人无人之境。

　　三、识图题

　　看下图填出下列地点：

　　A．__________省　　B．__________省　　C．__________省

　　D．__________省　　E．__________省　　F．__________市　　G．__________市

　　四、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密电

　　材料2：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请回答：

　　（1）材料1所指日本军队在东北寻衅的背景是什么？

　　（2）蒋介石发出密电以后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

　　（3）该事件后，由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结果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什么情况？

　　（4）材料2是什么时候流行的歌曲？反映了什么？

　　参考答案

　　一、1．B　 2．B　3．D　4．A

　　二、l．1931　9　18　关东　柳条湖　沈阳　2．张学良　蒋介石　十

　　三、黑龙江　吉林　辽宁　热河  察哈尔　北平　天津

　　四、（1）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2）密电发出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3）“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欺压凌辱。

　　（4）东北沦亡后，东北人民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材料2是那时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的部分歌词，它唱出了东北人民的思乡之情。

扩展资料

张学良真的是不抵抗将军吗？

　　人的一生做一件大事就足够了，但是张学良却做了三件：东北易职、“九·一八”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随着时迁景移，人们对东北易职已经不再有何异议，持完全肯定态度；但是，张学良的另外两件大事“九·一八”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不仅海内外评说不一，而且事件本身也扑朔迷离，颇有几分神秘感。读了军事史研究专家王书君先生《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2002年)后，笔者对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是否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虽经学者们的精心考证，基本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由于既有史料的限制以及论者言之凿凿，论述尚嫌不够充分，而且对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缺乏足够的分析，王著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新的解释(第四十五章)。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说法，主要来自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东北军将领孙德沛、何柱国以及冯玉祥等人的回忆，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确切证据，并且上述回忆有的还明显存在矛盾。根据现有的史料，“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最早的一份电报是9月19日晚8时左右发出的，所以，18日晚蒋介石是不可能给张学良发出不抵抗令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打电话向南京请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基于同样理由，此说亦不可信。所以我们可以判定不抵抗令为张学良所下。如果说这还不充分的话，那么，张学良本人的几次谈话，尤其是他对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谈话，则非常明确地证实了上述结论。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对记者谈话时就说，“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下令收缴军械，不作报复行动”。1990年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张学良说“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把这件事扩大”。在接受唐德刚教授采访时，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说明的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关于随身携带电报稿的事，张学良郑重地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王著434页)。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为什么在日本掠我疆土、杀戮同胞时，却对自己的军队下不抵抗命令呢？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我对‘九·一八’判断错误了……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为什么没有看出日本发动战争，侵占东三省，继而侵占全中国的阴谋呢？张学良对唐德刚教授说：“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捣了许多年，捣了许多次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王著432—433页)。

　　上述张学良谈话，有两点应引起注意：第一，他没有判断清日本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所以才没有下令抵抗。第二，如果看清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他可能会下令同日本人干的。那么，即使张学良看清了形势，他一定就会采取抵抗行动吗？可能也不尽然(当然，有限度的抵抗是可能的)。笔者之所以持这种认识，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王著第四十四章)。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是蒋介石，但张学良决不仅仅是一个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与其说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如说蒋介石关于处理日本在东北一系列挑衅的态度，坚定了张学良对日本的问题看法。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蒋介石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而张学良仅仅是该政策的“执行人”。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排除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影响，而是说应当重视张学良自身的因素。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抗日思想也是如此，那就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决，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热河抗战；但是随着锦州失陷，热河易手，张学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不抵抗将军”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于是，他发动了西安事变。

张学良的幽禁生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回南京，蒋介石言而无信，逮捕张学良。军事法庭判张十年徒刑。旋即又被蒋特赦，交军委“严加管束”。

　　安排老进士讲四书五经

　　张学良在大陆将近10年的幽禁中，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至少要设立三道防线。具体部署是：第一道防线由特务队担负，他们有30多人，全是经过挑选的军统特工人员。下分4个小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队副，采取日夜轮流值班制度。队长一职，长时间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则常常变换。

　　第二道防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负责“招待所”的门卫和驻地四周的警戒。对张学良的住所和他有限的活动范围的防范是以“临战”的状态对待的；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还要修工事，甚至安铁丝网、筑碉堡……在第二道防线内，张学良可以得到有限的“自由”，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不允许靠近这个特殊地区。

　　第三道防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实施。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所在地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使防范更加严密。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电台，掌握各种机密，以作为与军统局随时进行联络之工具。

　　如此层层设防，犹嫌不足，还要他“好好读书”、“学习修养”。在雪窦山囚禁时，曾特地安排了一位浙江籍的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地为他“上课”，讲解四书五经，论说三纲五常。后来，张学良实在不愿再学，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不知所云，都巴不得早点“下课”、“结业”。这位老先生还算明智，看到学生如此不愿听课，来了个一去不复返，这才算把张学良“解放”了。

　　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张学良注意力全集中到抗日上来，并一改过去在房间里吃饭的习惯，特地到餐厅就餐，以增加与外界的接触。在与人谈话时，他激动地说：“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就是狠狠打击侵略者，收复失地，以雪国耻。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

　　选择公墓边的几间平房

　　如果说前三次囚住地点的选定出自蒋介石便于“严加管束”和“必须高度安全”的目的；那么后两次，蒋经国为张学良选定住址似乎更多地是出于对张学良的友情、敬慕和爱戴。蒋介石退踞台湾后，蒋经国接管“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之职，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于蒋经国管辖之下。蒋经国对张学良早有所闻，又敬慕已久，他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选定了台北北郊的阳明山。

　　蒋经国选中阳明山让张学良夫妇落户，内心还有另外的打算。一旦张学良从井上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张学良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在此生活对修身养性、研读学问大有好处。但是在商议住所地点时，他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山腰阳明公墓边的几间平房，他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的地方呆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

　　张学良认为，住在这里很好，因为公墓里埋着的一些人他认识，有的还是他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里，他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对于张学良的这个选择，蒋经国自然不会同意，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他都不会让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里。最终，他在阳明山庄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了张学良。

　　五次变换幽禁地

　　自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张学良便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起初，出于战事和安全的需要，张学良的囚住地点一直变换不定：

　　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

　　1938年秋，又迁徙贵州修文县；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骗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49年，搬至台北近郊的阳明山。

　　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后，在台湾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别墅。

　　在这五次幽禁地点的变换中，前三次都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策划的，后两次却是蒋介石的大儿子精心选定的。

　　漫长的幽禁生活

　　在漫长的幽禁中，张学良忧愤交加，精神上一直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无所寄托，就阅读书报。据当年曾经担任过看守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回忆，在囚系中张学良是爱读书的，赵四小姐也爱在房间里看书，每次搬迁，光是书籍，就有好几箱子。

　　张学良由于长期离群索居，很少与外界接触，生活实在单调寂寞，他尽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如他除了读书外，也注意锻炼身体。他喜欢登山、散步，有时也爱打网球。后来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则又喜欢起养花来，特别喜欢养君子兰。

　　“2·28事件”期间险饿死

　　张学良先生在《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片中谈到，在台湾发生“2·28事件”时，他差点被负责看管他的特务队长杀死，也差点因为没有食物供应而饿死。

　　张学良在一部关于他生平的记录片中说，当时他被关在一个山区里，是高山族人(原住民)的番薯救了他的命，没有那些番薯他“就饿死了”。

　　记录片旁白说，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曾接到命令，只要有暴徒来要劫走张学良，就把张学良杀掉。1947年2月28日，军警取缔香烟贩发生枪击伤亡事件，引燃对国民党政府和接管部队不满的台湾本省人的怒火，酿成大暴动，杀害外省人，蒋介石则调大陆部队展开全岛血腥镇压，是为“2·28事件”。

　　那场动乱，也使到幽居在山里的张学良夫妇完全失去食物供应。

　　张学良曾作诗自勉：“不怕死，不爱钱，丈夫从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学良自白：从不怕死不爱钱

　　“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的地方呆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不怕死，不爱钱，丈夫从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

　　“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就是狠狠打击侵略者，收复失地，以雪国耻。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

　　“我写回忆录的原则是：第一写自己亲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到的。”

《中华读书报》2002年09月18日

溥仪

　　溥仪（1906～1967），清末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1908年登位，年号宣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退位，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不废帝号，仍居宫禁。1917年张勋率兵进京，扶溥仪复辟，旋即失败。1924年11月被废除皇帝称号出宫。1925年移居天津。1931年底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次年3月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于1945年8月17日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联军队俘获，1950年8月移交给我国政府。1959年被特赦释放。1961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我的前半生》。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亦译“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先后加入的国家有六十三个。美国本为倡议国之一，后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巩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工具。主要机构有大会、行政院、秘书处，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总部设在日内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放。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1934～1936年中国历史发展特征

　　1934～1936年，中国历史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l）日本帝国主义加大对中国的侵略规模。制造分裂中国华北五省的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

　　（2）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并取得胜利。中共日渐成熟，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如面对中国局势的变化，发表“八一宣言”，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

　　（3）爱国志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4）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西安事变中不得不放弃这一政策，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5课典型例题

　　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于（　　　）

　　A．“八•••••一三”事变　　　　 B．“七•七”事变　　　　　

　　C．“九•一八”事变　　　　　  D．“一•二八”事变

解析：此题考查重大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八?一三”事变是淞沪会战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不战而退入关内，东北失陷。“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因此答案为 B．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标志是（　 ）

　　A．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准备抗战

　　B．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

　　C．国共两党协议，红军改编

　　D．国民党公布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

　　2．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　 ）

　　①卢沟桥事变　 ②西安事变　 ③“一二·九”运动　 ④淞沪会战

　　A．①②③④　B．④①②③　 C．③②①④　　D．③②④①

　　3．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将领佟麟阁、赵登禹，以其名命名街道的城市是（　 ）

　　A．上海　　　B．北京　　　 C．天津　 　　 D．广州

　　二、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l）上图描绘的是什么情景？

　　（2）请写出这次事件爆发的时间和事件的名称。

　　（3）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事件持什么态度？是如何做的？

　　（4）国民党政府对此又作出了什么反应？

　　三、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材料2：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以死报国。

　　请回答：

　　（1）材料1是一条命令，它是在什么时间、由哪个军队下达的什么命令？

　　（2）命令下达之后，前线官兵是如何坚决抵抗的？

　　（3）材料2中的这句话是谁说的？他是如何实现自己的诺言的？

　　（4）在保卫北平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将领还有谁？人们是怎样纪念他们的？

　　参考答案

　　一、1．D　 2．C　 3．B

　　二、（l）中国守军在卢沟桥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情景。

　　（2）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3）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4）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准备抗战。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两党再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民族抗战。

　　三、（1）它是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的战幕拉开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司令部发出的坚守卢沟桥的命令。

　　（2）守卫在铁路桥的两排中国士兵，面对数百名日军的进攻，毫无惧色，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几乎全部战死在桥头。

　　（3）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保卫北平的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激战中，腿部负伤，仍坚持指挥作战，壮烈殉国。

　　（4）二十九军师长赵登禹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为了纪念他们，人们在北平将两条马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扩展资料

南京的陷落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苦苦支撑了3个月，最后不得不从上海撤退。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乘中国军队溃退之机，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企图水陆并进，从东西两面合围南京，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而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解决所谓的“中国事变”。

　　中国军队设置的三道国防线接连失守，日军节节进逼，南京的防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南京的防守问题，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多数将领认为南京易攻难守，日军利用其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装备，沿水陆交通线前进，将南京置于立体包围形势之下，守是守不住的。但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不过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应进行象征性的防守。唯有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说，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表示应防守南京。当问到由谁负责时，唐生智自告奋勇，并向蒋介石保证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蒋的命令决不撤退。

　　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军事委员会迁往武汉。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

　　唐生智到任后，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可以调得动的兵力即调来防守南京。其中多是从淞沪撤下来的部队，共达10多万人。唐生智为表示破釜沉舟、拼死一战的决心，让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之间的轮渡撤退。其后，又命驻浦口之第1军禁止任何部队及军人由南京北渡，如有不听制止的，可开枪射击。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夕，一方面于12月4日召集守军师以上干部训话，要大家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另一方面，通过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准备与日本谈判。

　　南京的防守分为复廓阵地与外围阵地。复廓阵地以第八十八师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守备；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第三十六师任左地区红山、幕府山及城的守备。外围以第二军团在栖霞山、乌龙山占领阵地，并接防鸟龙山炮台，封锁长江；第七十四军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防守，并向秣陵美、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第六十六军任淳化镇附近至凤牛山之守备，并向句容镇附近派出有力之前进部队，构成半环形外围防御阵地。

　　12月5日，日军已到达中国军队外围防线附近。当晚，日军第十六师约3个联队向第六十六军句容阵地正面进攻。并从土桥镇、牧马场两翼包抄，另以一部断六十六军后路。句容守军被围，与日军苦战，损失极大。6日敌军正面部队已经到宣城、秣陵关、淳化镇、汤水镇、龙潭一线的外围阵地。7日拂晓开始向主阵地发起总攻，南京处于敌军三面包围之中。

　　唐生智鉴于外围阵地已被突破，于8日晚下令各部队退守复廓阵地。当晚，日军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9日拂晓突进至南京光华门外。中国守军在城北道路上配置了反坦克炮，在城门内配置了机关枪，并从城墙上大量投掷手榴弹。日军伤亡惨重，在自己的作战报告中说：“在血战3日的猛攻中，部下死伤颇多，疲劳困苦至极点。”

　　日军为掩护地面部队攻城，以六七十架飞机在南京城内外反复轰炸，投弹数百枚。总司令松井石根在当天用飞机掷下给唐生智的所谓最后通牒，劝唐投降。

　　对此，唐生智置之不理，拒绝投降，并于当晚下达命令：“一、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防线，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阵地，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二、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

　　10日，日军大批集结，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一线，同时猛攻。在光华门附近，日军一支小的敢死队，为教导总队的工兵排所阻挡，展开了白刃战。

　　战斗愈演愈烈，光华门又复被日军突破两次，冲入城内的百余人，全部被守军歼灭。卫戍司令部第一五六师前往通济门、光华门增援城墙防守。由于火力扫射不到已潜入城门洞圈里的日军，第一五大师挑选数十名数敢死队员，由城墙上坠下去，将洞圈里的日军用榴弹、汽油全部焚毙，并猛袭通光营房，将那里的日军全部驱逐，数十位壮士也英勇牺牲，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使光华门和通济门转危为安。这一次的激战，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但是，就在同一天，雨花台的第八十八师右翼，由于日军冲击的猛烈，失去阵地前要点数处。教导总队紫金山第三峰阵地因较为突出，守军在日军陆空强大火力攻击下伤亡甚众，不得不撤守第二峰阵地。

　　日军鉴于进攻光华门、通济门的失败，11日又以精锐部队猛攻中华门。中华门外的守军第八十八师，因日军飞机三五成群来回轰炸，被迫退入城内。日军紧接着跟踪冲来，使守军陷于混战状态，来不及关闭城门、撤走云梯，意放入300名敌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亲至第一线指挥，在中华门一带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将攻入的敌人全部击毙，才得到喘息之机。同日，东线敌人猛攻紫金山；另以一支部队迂回偷袭大胜关至江心洲地区，向第七十四军右侧背射击，企图围攻守军后方，使通浦口之江面受到威胁。下午2时，第八十八师雨花台左翼阵地被敌人全部炸毁，敌军乘机突破守军阵地；同时，第二军团因银孔山失守，与城内联络中断。

　　12日从拂晓起，敌人的飞机、大炮密集地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石块乱飞、四壁倒塌、城墙洞开。至正午12点，第八十八师雨花台的主要阵地全部被敌军占领；紫金山的第二峰也失陷；第二军团被迫到乌龙山至吉祥庵的背水阵地。

　　当日，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余部2000多人向下关方面溃退，企图渡江，被第三十六师阻止。日军又以重炮猛轰中华门，并从倒塌的城墙处蜂拥而入，第八十八师抵挡不住，再次败退，南京城防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日军一部从中华门突入后，中日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接着，光华门、中山门亦被敌军突入。此时日军国琦支队亦开向浦口，切断南京退向长江北岸的路。

　　下午5时，唐生智接到蒋介石电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

　　随后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三十六师掩护下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命令，只有第六十六、第八十三军两部遵照执行，当夜分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其他各都不顾命令，涌向江边。挹江门内部队拥挤，争先恐后抢出城门，秩序混乱不堪。而丢弃的车辆、驮马使道路更为狭窄。负责把守挹江门的第三十六师一个团因阻止败兵通过，与之发生冲突，枪声四起。

　　随着败兵潮水般拥来，下关也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下关至浦口之间两艘较大的一次可载七八百人的轮渡已撤往汉口，仅剩数艘小火轮及200多条帆船。船少人多，秩序全无，人人争渡，任意鸣枪，以致船行至中流有的被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有的因装载过重而沉没，惨不忍睹。

　　12月13日，南京陷落。南京一战，日军乘胜猛进，以8个师的兵力分进合击，使南京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困难境地。中国军队以疲备之师仓卒应战，一些部队虽作了英勇的抵抗，但军事当局在战前、战中以及最后突围时组织指挥上又出现不少错误，以致十几万守军除少数突围成功外，多数部队困于城内而渡不了江，城破之后惨遭日军杀戮。

　　（选自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比较

　　（1）依靠的力量不同：片面抗战路线是由国民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依靠英美等国的“外援”，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全面抗战路线依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并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此，共产党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总之，两条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

　　（2）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片面抗战路线是由国民政府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工农群众处于阶级对立状态，因此不愿意让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从而威胁其目后的统治。全面抗战路线是由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抗日战争变成了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

　　（3）抗战的结果不同：片面抗战路线挫伤和打击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影响到国民党前线官兵的士气和战斗力，导致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丧失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领土。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严重威胁日军后方，成为抗战后期对敌作战的主要力量。

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

　　不同点：

　　两次国共合作方式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具体形式：形式上为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保持着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两次国共合作政治基础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合作的政治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两次国共合作的结果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中途破裂。

　　第二次国共合作则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结束。

　　两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状况和采取的方针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缺乏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党对统一战线及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和中国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已从幼稚转向成熟，当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再度破坏统一战线时，中共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军事进攻坚决反击，同时继续争取同国民党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相同点：

　　背景相同：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

　　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相同：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实现的，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首倡者。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没有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带着“二七”惨案的教训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经历了国良革命的失败和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挫折，在政治上已经成熟，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民族大义出发，放弃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主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共产国际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仅提出了具体策略，还派代表直接帮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到了指导作用，但在具体行动方案上则体现了中共的独立自主。

　　都经历了复杂的内部斗争：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它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存在原则区别。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国共两党的分歧必然显露。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来约束双方。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必然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选择。

　　都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虽然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不少条件，毕竟因国民党右派叛变和共产党政策失误而最终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仅完成了抗日大业，而且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党的建设的成效为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论抗战时期中、美、英军事合作

　　一、中国联美、英抑日的最初努力

　　1．抗战初期，中国向美、英提出“调停”和“联合干涉”中日战争的要求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实行抗战。国民政府确定了两手准备的应变方针：“应战而不求战”，蒋介石电告宋哲元“不挑战必抗战”。7月11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有扩大可能，中央决不容再失寸土。

　　在组织军队应战的同时，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事。然而，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拒绝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交涉。中国请求美、英各国出面“调停”，欲借美、英之力迫使日本停止军事进攻。7月16日，中国向九国公约签字国送交了有关中日冲突的备忘录。7月21日至28日，蒋介石连续召见美驻华大使詹森、英驻华大使许阁森等人，要求各国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他对詹森强调：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他向许阁森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

　　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政府一面调集军队抗战，一面继续请求美、英出面“联合干涉”。

　　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中心，也是美、英等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日军侵略上海，不仅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害，而且也大大损害了美、英在华利益。当时，驻华英舰队总司令李德尔以“负责与驻华英军协力保护公共租界”为名在上海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在上海附近还停泊着克姆白伦号巡洋舰、苏福克号巡洋舰。达那号轻巡洋舰等一批英舰。有的报纸还披露说：“美、英两国，据传有互商联合制裁日本的计划”，“英兵一千人，已续开上海。

　　中国政府决策层认为，美、英等国在中国有着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对于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特别是向上海等大城市的进攻绝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于1937年8月31日对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强调说：“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联合干涉之必要。”“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间整个之完全。”这番话，真实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英“联合干涉”的急切渴望。

　　2．美、英顾忌“得罪日本”，惟恐卷入中日战争抗战初期，美国政府“不愿采取得罪日本和激怒孤立主义的行动”。担心它的主动行动会引起日本的反感，害怕进行“调停”活动。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一项调解的意图只会激怒日本政府，并给予其机会以告诉日本人民，西方列强正试图干预他们所谓日本在华的自卫权利。”英国政府既对中日战争表示“关切以及谋求和平解决的期望”，又极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之中。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像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咽此，张伯伦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在“八一三”抗战期间，英国仅提出一个划上海为“中立区”的建议，但是，日本拒绝接受英国这一“调停”计划，继续疯狂扩大侵略战争。

　　对于日本的嚣张气焰，英、美颇感愤慨，但是又无可奈何。张伯伦在10月21日下院的答辩中明确说：“我觉得，假若到这次会议来谈论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使用武力，那全然是一种错误。”英军驻华总司令李特叹息道：“这对白种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白种人尤其是英国人苦心经营建立了这座美好的城市，它是远东的一颗明珠，但他们现在却没有力量阻止日本人破坏它或利用它。”

　　3．中国政府外交努力的积极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战初期中国政府期望美、英等国“调停”和“联合干涉”是一种妥协投降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看到，这是中国政府坚持长期抗日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外交努力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向西方各国揭露了日军的侵略罪行，粉碎了日本掩盖其侵华真相和战争企图的宣传活动。这一策略，坚持了“中日问题国际化”的原则，打破了日本提出的“日中纷争孤立化”的企图，从而争取到了美、英有识之士对中国抗战正义性的认识，为后来争取美、美援助，直至与美、英的军事同盟创造了条件。

　　二、军事合作方案的酝酿与受挫

　　1．美、英决策人物对中国的抗战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呼吁，未能得到国际上的回应呢？有的论著把它简单地归咎于美英的“绥靖”政策，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美、英决策人物对中国的抗战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

　　在抗战初期，尽管中国士兵可歌可泣英勇抗战曾赢得美、英各国舆论的高度称扬。但是，美、英政府的决策人物对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根本不了解，对中国的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对中国政府缺乏信心。

　　美国认为初出茅庐的国民党政权举止不定，有人说它羽毛未丰，甚至有人说它已经半身不遂。中国混乱的政局，使华盛顿认为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都比较棘手。丘吉尔也曾说，不相信中国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对日作战。英国很希望亚洲的防务有所加强。但是在这一地区顶住日本主要是靠英国，而不能指望中国。在这种认识下，持所谓“中立”立场的美国和宣称“不卷入远东冲突”的英国，自然也不可能对中国抗战出面援助。

　　2．中国提出联合英、美、法军事合作方案

　　中国政府于1939年4月提出一个中、英、美、法军事合作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中、英、法三国实行军事及经济合作，请美国作平行行动；不单独对敌媾和；中国以兵力人力物力，他国以海空军作战；各国经济合作，共同对日制裁。美国对此不感兴趣，声称行动须受中立法的束缚。英国直截了当地说，目前远东局势尚未到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建议的阶段，对中国吁请军事合作的要求加以拒绝。法国则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的合作。

　　1940年5月，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中国政府认为中、美、英关系发生转机。蒋介石致电祝贺，表示“中英两国合作之精神，得以倍增敦笃”，继续发出军事合作的呼吁。但是，丘吉尔不仅对中英军事合作毫无兴趣，还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筹码，谋求同日本改善关系。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采取了三项妥协步骤：公布英、日协定；封闭滇缅公路；与日本达成3个月内结束中日战争的秘密协定。

　　对此，中国政府异常愤怒。7月16日，蒋介石警告英国政府：“如英国果有此种行动，余敢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之祸。”“如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为了促使丘吉尔改变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国敦促美国在远东多负责任，试图请罗斯福出面，同丘吉尔制定一份合作计划，并且公布于世，使英国对日态度坚强起来。7月1日、2日，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拜见罗斯福。罗斯福除要求中国“继续持久待变”外，并没有回答实质问题。美方还通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电告蒋介石，美国在远东，虽极愿与他国合作，终因政治之束缚，不能与他国有政治上或军事上之事先承诺。这样，中国政府的联合英、美、法军事合作方案便付诸东流。

　　3．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再度搁浅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表明东西方三个法西斯国家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共同目标下结为一体，准备在欧洲、亚洲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在此危急形势下，中国政府采用“参加美、英战线”的策略，加快了推动军事合作的步伐，把促成中、美、英三国同盟，作为中国政府战时外交的重点。11月9日，中国政府向美、英驻华大使提交了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

　　方案首先列举三项原则：

　　坚持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原则；反对日本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之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

　　方案提出的步骤为：

　　其一，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声明为实践签署九国公约之义务与确保太平洋之和平起见，中、美、英三国认定上列三点原则为共同之立场。其二，由美、英两国共同声明以上三点原则为共同之立场，因此美、英两国当尽力援助中国，确立其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恢复国际（或用太平洋）和平之秩序。其三，中英两国订立同盟，并要求美国共同参加，如美国无意参加，亦须先征得美国对此项同盟之同意与赞助。

　　方案最后还提出了相互协助之具体项目四点：

　　美、英两国即共同或分别借款予中国，借款总额为美金2亿至3亿元；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并由美、英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美、英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请为顾问；美、英与日本或美、英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之空军场所全归联军使用。

　　美、英两国对此方案仍不赞成。罗斯福表示，美国并不要和日本开战，美国也不能与他国结盟，或作军事上之承诺，对中英同盟，亦不便于促成。丘吉尔通过其驻华大使多次表达英国政府反对合作的态度，认为“中英同盟一旦成立，将立即引起英日战争”。中国提出的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又化为泡影。

　　三、推动美、英实行援华抑日政策

　　1．美、英重新思考中国的战略地位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美、英对中国的抵抗能力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地位进行重新估价。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外国观察家对中国持悲观态度，以为最多两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然而战争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尽管中国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毕竟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之中。

　　1938年春夏，在华的美国军事观察人员陆续向国内发回的消息，开始显示出对中国军队战斗力和战争发展状况评价的某种变化。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日军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这份报告曾在美国国务院、白宫以及军方高级官员中传阅。担任罗斯福特别信使的卡尔逊在3月31日的报告中，表示了对中国军队比较乐观的看法。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军队正飞快地得到改善。中国士兵仍然优于日本士兵，但军官需要参谋业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他们现在正在得到这种训练。”他认为，中国只要能获得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能维持对日统一战线并平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的主和派，中国就能够继续抵抗。

　　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了南京失陷后的危机而继续支持下去，这为美、英重新认识中国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的实践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受到一些美、英有识之士的尊重。“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可怕的人与物的代价，对美国的公众舆论有深刻的影响”。

　　在对中国军队战斗力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开始认真思考援华抑日战略必要性和可行性。其远东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由注重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卷入冲突转向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怎样尽可能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美、英为了让中国继续抗日，不走亲德路线，对华援助较前有所增加，中、美、英三国在局部范围内开展了各种合作。

　　2．中国获得美、英贷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经费。在罗斯福政府的努力下，孤立主义者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的企图未获成功。1938年12月15日，美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向中国在纽约设立的世界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也于12月19日宣布给中国贷款50万英镑购买卡车。次年，英国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这些贷款，标志着美、英援华的开始。1940年11月30日，在日本承认南京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同一天，美国宣布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表示继续承认“合法的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政府”。12月10日，英国借给中国1000万英镑。对美、英援助，中国政府官员们感到鼓舞，蒋介石在12月7日日记中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助力”。

　　3．中国争取美、英空军援助

　　1940年10月18日，蒋介石召见美国大使，希望美国提供飞机援助。蒋介石还写信给罗斯福，请求从美、英抽调部分飞行员，组成一支特种空军部队，同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要求美国一年内售给中国1000架飞机，其中200－300架飞机要在1940年底前运到。

　　对中国的请求，美国态度积极。罗斯福感到，当时对日本最有效的掣肘仍然是继续援助中国。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及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航空队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命令。从1941年7月，首批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抵达缅甸，开始参加运输和作战。这支由美国人组成的、最初只有3个战斗机中队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的空战和运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还同意从英国的订货单上调拨100架驱逐机来保卫滇缅公路。这一援助，从物质上说，数量很少，未能达到中国政府要求，但从精神上，却给了中国抗日军民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而英国却表现冷漠。1941年1月，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宋子文向英国政府提出两项要求：

　　其一，美国供给中国陆军之飞机100架，在仰光（在缅甸）或在加尔各答（在印度）装妥后飞赴中国。其二，英国与美国两政府以轰炸机与驱逐机组成之空军供给中国，飞机在缅甸或印度装配，其服务与战斗人员则由美、英组空军单位任之。

　　丘吉尔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后，认为“因本国军备之急需，欲求其以军械供给贵国，实多困难，尤以飞机之供给，人员、机身两者几皆不可能”，表示无法满足中国的要求。英国坚持中、英两国军事上、经济上完全合作，必须等待英、日开战后。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翰自新加坡致函蒋介石，声明：“若英帝国与日本间之战事一旦发生，中英两国必须在军事上及经济上努力谋得完全之合作。”英国表示，由于英日尚未开战，日前还不能同意蒋介石的中、英军事合作的一些建议。

　　4．中国军事考察团赴缅、印、马考察为了实现中、英、缅的共同防御，英国邀请中国派军事考察团前往缅、印、马进行军事考察。经3个月考察，中国考察团编写出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后经修改补充，中国于1941年6月正式向英国提出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书》。

　　四、三国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

　　1．中、英联合军事行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

　　1940年9月初，日军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并于当月与德、意缔结军事协定，争夺英国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这才使英国感到绥靖政策在东亚并没有收到效果。加上美国在远东对日政策日趋强硬，英国对日态度逐渐变化。针对英国对日态度的转变，蒋介石于1941年2月至8月同英国大使卡尔和驻华武官戴尼斯在重庆举行一系列会谈，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中国军方代表商震等又同戴尼斯等，就中英联合军事行动问题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在8月6日的第三次会谈和8月12日的第四次会谈中，双方又就给养问题、交通问题。香港防卫问题、派遣轰炸机队来华问题等进行了交谈。

　　会谈结束后，中方代表将中英联合军事行动四次会谈之结论报告蒋介石。报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英国方面：英方派游击顾问来中国；英方同意缅甸政府在缅境内应予中国以诸种权利，如中国飞机在缅装配、增借机场等；垒允、腊戍间由英方架设有线电话，便于通信联络。

　　第二部分，属于中国方面：日本进攻香港时，中国军队在该方面发动攻势，以协助英方防守香港；日本进攻缅甸时，中国军队自滇境出击侵缅敌军之侧背，此部队须在战前向滇境内普洱一带集结，并先与英缅方面取得联络；中国在缅甸机场贮备战斗机之汽油、弹药，以供中国机队协助缅甸防御之用；中国云南及湘桂路沿线指定之机场根据地，准予英方贮备汽油、弹药材料，并在战时借给英国空军使用。

　　第三部分，属于双方：中国方面普洱派遣军之给养，由英、缅补给，中方照价付款，给养运输、通信联络，双方共同负责；英方利用现有仓库组织协助中方启运在缅军用物资，并代中方运输物资腊戍至昆明；八莫保山公路之修筑，由双方共同负责。

　　第四部分，一些议而未决问题。如：英国派遣志愿空军来华问题；英国借TR9D式侦察机给中国问题；中国空军在缅飞行训练的有关问题；英印政府协助中方修筑中印公路问题。中国方面供给缅方步枪、手枪反弹药问题。从上述报告可以看出，中、英双方虽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但已就军事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定。

　　2．中国战区成立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达成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当天，中、英双方在重庆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1月3日，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后美国调史迪威任战区参谋长，中、美、美军事合作正式形成。

　　为什么原先反对三国军事正式合作的美、英两国，此时如此积极地公开宣布中、美、英三国军事联盟呢？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美、英和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一方面，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军队屡战屡败。美、英军队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连连失利，英国自称为“不可攻破的堡垒”的新加坡也被日军偷袭成功，使丘吉尔也感到“不胜惊异”，“痛苦之至”。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正当美、英军队连接受挫之时，中国却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毙伤口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取得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这一胜利，使美、英对中国及军队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有了更新的认识。对于这一胜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电庆贺，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美国记者福尔门氏在湖北视察后报道说：“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证明了二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英国《泰晤士报》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美、英领导人意识到，中国是亚洲大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在同日本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是最成功的。华盛顿的决策人物把中国作为美国战略上遏制日本和建立亚洲新秩序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同盟者。丘吉尔在1942年1月21日致伊斯梅将军的电报中指出：“缅甸如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3．三国军事合作迅速扭转了盟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1942年初，英军中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驻缅英军统帅遭日军重重围困。2月，英国请求中国政府军事援助，尽管中国国内战事十分紧急，中国政府还是接受了英国的请求。中国军队及时前往援救，使包括英军统帅在内的数千英军和盟国人士逃脱了被俘的命运。中国军队凭着自己的英勇抵抗，赢得了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的尊敬。

　　五、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中国军民显示出的中华民族伟力，是三国军事合作得以形成并获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显示出的伟大民族凝聚力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是三国军事合作得以形成并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被帝国主义列强视为可以被任意欺凌、宰割和奴役的民族。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发生巨大变化。在强敌大举进攻面前，中国军民以血肉筑起的长城去抗击侵略者，顽强不屈、前赴后继，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面对强敌的入侵，中国政府运用正确的方针策略，不懈努力，既批评和反对了美、英对日本侵华观望。妥协的政策，又始终保持同美、英的密切联系，积极开展军事合作的磋商与酝酿；开展多渠道的战时外交，有力地推动美、英对华政策由观望妥协向援华抑日再到合作抗日的转变。

　　当然，罗斯福、丘吉尔两位历史巨人，审时度势，改变了对日本侵华的所谓“中立”和“绥靖”政策，及时调整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战略，也是三国军事合作得以形成的条件。

16课典型例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共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时，而国民党战场的情况时（　　　）

　　A．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B．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

　　C．南昌会战　　　　　　　　　 

　　D．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的对比、分析和辨别能力。题干中有两个时间信息必须清楚：一是抗战时期，二是中共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时，即1944年初。台儿庄战役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南昌会战发生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发生在抗日战争前，通过时间排除法即可排除选项A B C，因此答案为D。

探究活动

　　为了巩固本节课知识和思维方式的运用，可组织以下辅助活动：

　　①写一篇历史小论文，用学生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分析：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惨败，而抗日战争中，中国取得完全胜利，同样的交战双方，但结局完全不同，为什么?引导学生利用运用横向对比的方法，从军事、政治、经济、民众动员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异同来探讨，从而加强对学生掌握分析问题方法的训练。

　　②用简单图示，示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中国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捷是（　 ）

　　A．卢沟桥事变　B．平型关大捷　C．台儿庄战役　D．淞沪会战

　　2．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　 ）

　　①卢沟桥事变　 ②西安事变　 ③“一二·九”运动　 ④淞沪会战

　　A．①②③④　　B．④①②③　　C．③②①④　　D．③②④①

　　3．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的指挥是（　 ）

　　A．项英　　　　B．李宗仁　　  C．张学良　　　D．张治中

　　4．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局部反攻的时间是（　 ）

　　A．1942年　　　B．1943年　　  C．1944年　　 D．1945年

　　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　 ）

　　A．1945年4月　　　　 B．1945年5月

　　C．1945年7月　　　　 D．1945年8月

　　6．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

　　A．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军的抵抗

　　B．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打击

　　C．美国对日本本上投掷两颗原子弹

　　D．苏联红军进攻驻中国东北的日军

　　7．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间是（　 ）

　　A．1945年8月15日　　B．1945年9月2日

　　C．1945年9月9日　　 D．1945年9月15日

　　8．1945年10月，被日本统治50年之久，终于回到祖国怀抱的是（　 ）

　　A．东北三省　　B．辽东半岛　 C．内蒙古　　D．台湾

　　二、填空题

　　1．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天津后，在南方大举进攻上海，威胁_________，史称“__________”事变。日本企图速战速决，在_________个月内灭亡中国。

　　2．1937年________月，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迁往_______，以此作为战时的陪都。

　　3．_________年到_______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________在欧洲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也遭到___________的沉重打击，陷入困境。

　　4．1945年8月，__________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________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发动大反攻，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人。抗日战争进入______________。

　　三、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1）上图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情景？

　　（2）写出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主要历史人物。

　　四、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个前途。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要使中国回到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这是个黑暗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个光明的前途。我们要努力争取实现光明的前途。

　　请回答：

　　（l）上述材料摘自什么会议上谁作的什么报告？

　　（2）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3）在这次大会上制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是什么？

　　（4）这次大会的召开具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答案

　　一、1.B　 2.C　 3.B　 4.C　 5.A　 6.B　 7.A　 8.D

　　二、1．南京 八一三　三　2．12　重庆　3．19441  1945  德国　美国　4．毛泽东　朱德　大反攻

　　三、（1）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情景。

　　（2）1945年9月9日，中国政府代表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

　　四、（l）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2）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夺取抗战胜利和解决胜利后中国将走什么道路的重要问题。

　　（3）大会制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4）这次大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准备了条件。

扩展资料

1944年敌后军民局部反攻的战绩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共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余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3万多人反正，收复县城16座，攻入县城47座，攻克敌据点5000多个，解放人口1200多万。

　　八路军、新四军还派出部队开辟新的敌后战场，主要是：冀鲁豫军区一部兵力南下，开辟了豫东敌后战场；新四军一部恢复了豫皖苏战场；晋冀豫军区一部渡过黄河，开辟了豫西敌后战场；120师三五九旅奉命组成南下支队，在王震、王首道率领下，从陕甘宁边区出发，经晋西北、太岳、河南和鄂豫皖区，向华南长途行军，开辟了湘鄂赣敌后战场；粟裕、谭震林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渡长江，执行发展苏浙皖边与浙东沿海地区的任务。

百团大战的主要经过

　　百团大战经历了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0年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交通破袭战，破坏和截断华北敌人的交通线。由于正太铁路横贯太行山脉，既是华北敌人的重要战略交通线，也是敌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枢纽，同时铁路沿线又有日军的重要燃料基地阳泉和井陉煤矿，以及天险娘子关等，因而成了破袭的主要目标。由于我军对这次战役的准备工作做得极其隐蔽，所以敌人一点都没有发觉。战斗打响后，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在我军打击下，正太路随即全线瘫痪，华北敌占的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也被我军切断，敌所依赖的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在遭破坏后长期无法恢复生产。

　　从9月20日开始，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重点是要消灭在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我根据地的敌人据点。在这一阶段中，除了华北以外，我苏、鲁、皖境内的八路军也都投入了作战，百团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疯狂的敌人到处用飞机轰炸，施放毒气。我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战斗，扩大了第一阶段的战果。

　　从10月6日起，百团大战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以反击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为主。到1940年12月5日，随着敌人在各根据地“扫荡”的失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东京审判前后

　　1946年5月3日——1948年11月12日

　　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时，反法西斯盟国便多次声明要严惩战争罪犯，追究战犯责任。欧战结束后，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5年11月，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开庭，开始对德国法西斯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反法西斯盟国认为，日本战犯也应受到与德国战犯同意的处理。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郑重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苏美英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中决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施《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条件，包括惩办日本战犯。此决定征得了中国的同意。

　　根据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1945年12月26日盟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决定在东京设庭审判日本首要战犯。

　　法庭宪章共5章17条，规定任务、组成、诉讼程序及管辖权等，内容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大致相同。

　　根据宪章规定，法庭将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战犯：1，破坏和平罪；2，战争罪；3，违反人道罪。

　　根据宪章规定，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2月18日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10国各1名代表为法官，美国的约瑟夫·B·凯南为首席检察官。

　　宪章规定，被告有权选择辩护人，但法庭可随时不承认其选择的辩护人。

　　1945年9月11日，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被捕。11月19日，小叽国昭等11名战犯被捕。12月2日和16日，宣布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近卫、木户幸一等68名战犯被捕，近卫在赴狱报道前服毒自杀。战犯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候审。

　　1946年4月29日，对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正式起诉。

　　被告中没有日本国家元首、三军最高统帅裕仁天皇。关于国家元首应对发动侵略负刑事责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处理已有先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明确表示：“被告之官职上地位，无论系国家元首或政府各部门负责官吏，均不得为免除责任获减轻刑罚之理由。”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却回避了国家元首的责任问题，只说：“被告无论何时期内之官职上地位”，均不能免除罪责，有意删除“国家元首”字样。

　　在1945年12月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小组一行16人离美赴东京之前，凯南对美国报界表示，他认为裕仁天皇显然应该受到审判。登上飞机后，凯南收到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信中指示凯南不得对裕仁和任何皇室成员起诉。总统采纳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见而作此决定。麦克阿瑟认为，从美国的利益和占领日本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应以战争罪起诉天皇。东京法庭首席法官韦伯曾向报界发表个人意见：“天皇在开战问题上起了巨大作用，但他却被免于起诉……毫无疑问，免除对天皇的审判是基于同盟国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而作出的决定。”法国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代表亨利·贝尔纳说：“不可否认，（战争）宣言的一个主要祸首逃避了一切诉讼，不管怎么说，出席的被告职能被视为同谋犯。”皇室成员，日本侵华部队的司令官朝香宫未被列入被告名单。

　　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侵华战犯冈村宁茨也逍遥法外。在中国进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的日本“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也不在被告之列。

　　1946年5月3日，东京国际远东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会议厅，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里。由于中国法官梅汝敖据理力争，法官座次除首席法官外，按日本投降书受降国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法……等排定。审理采用英美法律，分立证和辩论两个阶段。

　　开庭第一天和第二天，首席检察官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28名被告在战争中的罪行，列举55项罪状，指控他们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5月6日全体出庭被告均声辩自己“无罪”。东条英机说：“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被告方面援引“罪刑由法定”，“无法则无罪”，“禁止事后立法”等法律原则，企图逃避制裁。法庭认为，被告罪行很早以前就被国际法认为是犯罪。

　　被告辩护方面还强调，战争是国家行为，是国家间的现象，主体是国家。国际法只审理主权国家的行为。法庭认为，国家违反条约，发动侵略战争，责任总是在个人身上。

　　审理过程中，在涉及中国问题时，中国方面出证的有秦德纯、王冷斋和溥仪等人。秦德纯和王冷斋主要就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北大营攻袭，日军大肆掳掠的罪行作了揭露。溥仪由苏联派员从他所在押的苏联伯利监狱伴送东京出庭作证，讲述了他如何被土肥原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坂垣如何指示人毒死其亲妇，逼他讨娶日妇为后等情况。

　　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庭，以进行讨论，作出最后判决。在讨论过程中，法官们在对东条英机等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上发生了较大分歧。庭长韦伯主张流放，美国法官主张只将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战俘的战犯判处死刑。中国法官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最后法庭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作出死刑判决。

　　东京审判共开庭818次，举行内部会议131次。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1位证人提出供述书和宣誓口供。法庭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审判历时2年半，耗资750万美元。

　　审判过程中，被告松冈洋佑前外相和永野修身海军大将病死，日本侵略理论家大川明因发狂而中止受审，实际出庭被告25人。

　　1948年11月4日，法庭开始宣读1231页的判决书，至12日宣读完毕，对25名出庭被告判决如下：

　　判处绞刑7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

　　判处无期徒刑16人：荒木贞夫、烟俊六、星野直林、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小叽国昭、南茨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松本欣五郎、贺乌兴宣、白乌敏夫、梅津美治郎。

　　判处有期徒刑20年1人：东乡茂德。

　　判处有期徒刑7年1人：重光葵。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8年11月22日批准了法庭的全部判决。他声明：“我不到法庭审理过程中一处或若干处疏忽的地方能证明干预判决是正确的。”

　　但麦克阿瑟未按法庭宪章条例立即执行判决，而将土肥原、广田、木户、佐藤、岛田、东乡等人的上诉书呈递给了美国最高法院，从而推迟执行对所有被告的判决。

　　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定于1948年12月16日着手分析案情。消息传出，世界舆论大哗。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指出：“如果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作的决定要由某一国的法庭来重新审理，不管他是多么高级的法院，都当然会使人担心，任何国际决定和行为都要同样受到一个国家的重审和改变。”

　　东京法庭的荷兰法官罗休声称，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令人震惊的错误”。一位检察官批评麦克阿瑟说：“他已超越自己的权限，不会区分远东军司令和盟军司令两种职责的差别。”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致函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它无权干涉东京法庭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于12月16日决定延缓对“上诉书”的审理，最后于12月20日以6票对1票作出拒绝受理的决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40天后，1948年12月23日东京时间零点30分，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中被绞死。尸体被火化。其余被判处的战犯入狱服刑。

　　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日本首要战犯作出的严正判决，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这次审判使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侵略真相和罪恶事实，是对日本法西斯分子的一次全面清算和重大打击。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在人类历史上开了将战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严惩的先河。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特别通告》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一样，肯定了一些原则，更加明确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和共谋上述罪行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犯有上述罪行的人应承担个人责任，1946年12月11日的联合国大会第95（1）号决议确认了上述原则为国际法原则。这在国际法上开了先例，促进了战争法规的发展。

　　在东京审判中，一些本该受到审判的日本首要战犯并未成为被告，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并未受到严惩，给深受其害的各国人民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1950年11月，重光葵获释，后在日本政府内供职。这期间，其他日本在押战犯也纷纷“宣誓出狱”。

美飞行员回忆广岛原子弹轰炸投弹情景

　　在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57周年这个日子，90岁的美国作家斯塔兹·特克尔通过对现年86岁的当年投掷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保罗·蒂贝茨的访谈，对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作了一个跨世纪的回顾。

资料图片：美军曾在长崎投下的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

　　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直到可以不假思索地完成动作

　　斯塔兹·特克尔（以下称特）：两个老头儿——我和保罗·蒂贝茨，坐在蒂贝茨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蒂贝茨89岁了，是陆军退役准将，在此生活了很多年。

　　保罗·蒂贝茨（以下称蒂）：我只有87岁。

　　特：啊，知道了，我90了，比你大3岁。你曾在1945年8月6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驾驶一架叫做“伊诺拉·盖伊”的飞机驶过日本广岛上空，并扔下了一颗炸弹，就是那颗第一次在战争里使用的原子弹。那一刻，整个世界的命运都改变了。而你就是那架飞机的飞行员。你还与物理学家们讨论过，比如（参与曼哈顿计划的高级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

　　蒂：我去过洛斯阿拉莫斯（曼哈顿计划的总部）3次，每次都与奥本海默博士见面。

　　特：奥本海默告诉你原子弹的毁灭性了吗？

　　蒂：没有。

　　特：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蒂：是从哥伦比亚大学核物理学教授诺曼·拉姆齐那里了解的。他说，关于原子弹，我们能告诉你的唯一情况就是：它将以2万吨TNT爆炸当量爆炸。我只知道这会是一次非常大的爆炸。我当即表示我愿意参战，但我想问奥本海默：扔下炸弹后，我们该如何远离它？我告诉他，我们在欧洲和北非投弹时，都是扔下后直接向前飞行。但这一次应当怎样做呢？他说：“你们不能直接前行，因为炸弹爆炸时你们正好在它的上方，没有人会知道你们在那里。”他说，我应当以正切角度立即离开正在扩大的冲击波。我说：“我学过一点三角学，一些物理学。就此次而言，正切的角度是多少？”他说，是159度，两个方面都行。“尽快掉转159度，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离开已经爆炸的炸弹。”

　　特：掉转方向需要多少秒？

　　蒂：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直到可以不假思索地在40到42秒的时间内完成动作。

　　一刹那间，广岛这座城市就不复存在了

　　蒂：我们接到命令时正在（美军太平洋基地）提尼安岛。根据气象预测，8月6日是我们能够飞越本州岛的最佳日子。我们做了一切必要准备，进行了所有检查，只有这样才能飞越敌方领空。（负责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手下有一名陆军准将负责与华盛顿特区联系，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电传打字机。他自始至终呆在那个玩意旁边，用密码告诉华盛顿：我们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待命出发。

　　我们5日下午4点左右做好了出发准备，总统下令，可以出发了：“如愿使用它们吧。”他们制定了向目标投掷炸弹的时间，即上午9点15分。但那是提尼安岛时间，比日本时间晚一个小时。我告诉领航员：“你计算一下时间，看看我们必须于子夜后何时出发，才能在上午9点抵达目标上空。”

　　特：那是星期天上午。

　　蒂：嗯，我们大约凌晨2点15分滑上跑道起飞，与战友会合，我们飞向所谓的起点，那是一个不能出差错的地理位置。当然，我们的起点是世界最佳起点，有河流、有桥梁、还有那个大神殿。没有出一丝差错。

　　特：你们必须一位合适的人来按投弹电钮。

　　蒂：飞机有一个与自动驾驶仪连续的轰炸瞄准器，投弹手把他要投掷武器的位置输入进去，再传送给飞机。一旦出现失误，炸弹舱的门打不开，那该怎么办？因此我们在每架飞机上都配备了手动投掷装置，就在投弹手的座位下，可以伸手拉动，跟在后面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必须清楚何时投弹。我们被告知不得使用无线电，可我以必须使用。我告诉他们我会说：“还有一分钟，还有30秒、20秒、10秒，然后就数9、8、7、6、5、4秒”，这样他们就知道何时投下炸弹。他们知道情况如何，因为他们清楚我们的位置。

　　完成飞机编队后，我就告诉大家：“你们知道今天要干什么吗？”他们说：“知道，我们要执行一次轰炸任务。”我说：“对，我们是要执行一次轰炸任务。但这次轰炸有点特别。”机尾射手鲍勃·卡伦非常警觉。他说：“上校，我们今天不会是投放原子弹吧？”我说：“鲍勃，让你说着了。”然后，我又回到机舱前部，一一告诉领航员、投弹手和随机工程师。我说：“我们要投放的是一颗原子弹。”他们仔细地听着，但看不出脸上有任何表情变化。那些家伙不是傻瓜。

接着我们开始下降，直到我说出“还有1秒”，这时飞机突然倾斜，因为1万磅的重量从前面投掷下去。接着飞机就要掉头，我紧紧抓住操纵杆，这样就能保持一定高度和空中飞行速度。等我平衡下来以后，飞机机头稍稍有点设置，举目望去，只见整个天空一片光亮，闪现着我从未见过的美丽蓝光和红光，非常壮观。

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景象

　　特：你听到爆炸声了吗？

　　蒂：噢，听到了。我们掉头飞走之后，冲击波追着我们直奔而来。机尾射手说：“它过来了。”大概就在这时，飞机尾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有飞机上都安装了加速度计，记录原子弹的爆炸当量。我们受到的冲击是2.5G。第二天我们从科学家那里得知，“炸弹爆炸时，你们的飞机离它10.5公里”。

　　特：你看到蘑菇云了吗？

　　蒂：你见过各种蘑菇云，但那是其它炸弹爆炸后形成的。广岛原子弹没有形成蘑菇云。它形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一条细绳。它往上冲，漆黑漆黑的，有光亮和颜色，里面有白光和灰色，顶部就像折起来的圣诞树。

　　特：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吗？

　　蒂：地狱。我想一位历史学家说得最恰当：“一刹那间，广岛这座城市就不复存在了。”

　　当原子分裂的时候，世界也将为之而改变

　　特：他们为什么又对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

　　蒂：谁也不知道。我知道，但别人不知道，还有第三颗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但两三天之内他们没有听到日本人有何反应。第二颗爆炸了，又沉默了几天。然后，我接到了（太平洋战略空军部队参谋长）柯蒂斯·勒梅将军的电话。他说：“你还有那些可怕的玩意儿吗？”我说：“有。”他说：“在哪儿？”我说：“在犹他州。”他说：“弄到这里来。你和机组人员准备飞行。”我说：“是。”我传回命令，机组人员把它装上一架飞机，我们飞回去，再把它带到提尼安岛，可是当到了加州下机地点时，战争结束了。

　　特：勒梅将军准备怎么使用第三颗原子弹？

　　蒂：谁也不知道。

　　特：还有一个大问题。“9·11”之后，你有什么想法？人们在谈论核武器氢弹。

　　蒂：这么说吧，我对这些恐怖分子的了解不比你多。当他们撞毁了贸易中心时，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在不同时间与很多敌人交战过，但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在什么地方。而对这些人，我们一无所知。这就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他们会再次袭击，我敢打赌。而且袭击会非常激烈。但他们会在自己合适的时候 发动袭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从而能够击毙这些坏蛋。将他们绳之以法？——这类办法没有用，见鬼去吧。

　　特：原子弹呢？爱因斯坦说，当原子分裂的时候，世界也将为之而改变。

　　蒂：是的，世界改变了。

（原载英国《卫报》8月6日）

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式

　　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的原黄埔路国民政府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会场布置呈“□”字形，受降席座北朝南，以何应钦为最高受降官。投降席坐南朝北。观礼席在东西两侧，除有国民政府的有关军政人员外，还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签字仪式的主持人是国民政府的总参谋长萧毅肃。

　　9时半，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率领他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人来到陆军总司令部。10时，在中国人员的押引下进入会场。冈村宁次面色阴郁，在照相机镁光灯的逼射下，快步进入礼堂，向何应钦敬礼后，低头入座。然后小林浅三郎再向何应钦敬礼领取投降书，交冈村宁次签字盖章。签字盖章后，再由小林浅三郎呈交给何应钦。

　　小林浅三郎递交投降书后，冈村宁次立即率领投降代表退席。其后，何应钦作了简短致词，就宣告受降签字仪式结束。

19课典型例题

　　例题：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1：1910年，张謇说，根据《海关贸易关册》统计，中国进口商品中以棉货为最多，最高时值银1.8亿两，其次是钱货，值4600余万两。因此，中国“实业亦必有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1911年6月12日，他向摄政王阐述道，“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已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

　　材料2：张謇十分重视农业的改革，他向朝廷奏请开办农会时说：“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

　　材料3：张謇在就任农商总长后，宣布政见说：“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承办。惟择一、二大宇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工、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张謇对于官业之主张，到扩张民业之方针，则当此各业幼稚之时，合助长外，则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舍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

　　材料4：张謇在《九录》中说：“至于铁矿需本（资金——引者注）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既籍以发展地质之蕴藏，又可以瞻贫民之生活。”

　　材料5：现在世界以大企业立国，而中国以公司法、破产法不备，故遂将此昙花一现之基础，至于今日，败坏不可收拾，断丧人民之企业心、合群心，耗散最可宝贵之资本，不一而足。故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钜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丧，此其显著者，加以自今而后，经济潮流横溢大地，中外合资经营之事，必日益增多。我无法律为之防，其危险将视无可得资为甚，故农林工商部第一即在立法。

　　　　　　　　  ——均摘自《实业之梦一张謇传》

　　请回答：

　　（1）概括张謇关于“实业救国”的主要主张及其理由。（不要摘抄材料原文）

　　（2）结合当时社会形势，评价张謇“实业救国”的主张。

　　导析：本题要注意认真阅读理解材料，概括张謇的主要观点，然后结合所学知识从张謇所生活的时代及所在的阶级特点出发去分析评论。第一问需要从主张和理由两个方面去回答。第二问“评价”应指出张謇“实业救国的爱国进步性，还应分析出实业救国方案行不通的根本原因。

　　参考答案：

　　（1）振兴实业必须以棉、铁工业为中心，以抵制列强棉、铁产品在华的倾销；振兴农业的新农本思想，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原料；保护发展民营工商业，刺激民族工业发展；在某些重工业，适当引进外资，以此发展中国的经济；加强经济立法，这是发展工商业的前提和条件。

　　（2）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制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实业救国”方案是行不通的。但张謇出于爱国热忱，主张创办新式实业，与列强商战，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所必需的，是爱国、进步的。

探究活动

　　活动与探索

　　同学们选一个题目去进行

　　1、从棉花到制成衣服需要几道主要的工序？

2、查找资料或访问老人，列举出五个中国近代著名的国货品牌。

习题精选

　　一、选择题

　　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是（　 ）

　　A．产生　　　　　　　　  B．初步发展

　　C．短暂发展　　　　　　  D．繁荣发展

　　2、1914年，在塘沽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是谁的开办企业（　　）

　　A．范旭东　 B．张謇　　C．周学熙　　D．荣德生

　　3、1918年在上海创办的厚生纱厂是谁的开办企业（　 ）

　　A．张謇　 　B．荣德生　C．周学熙　　D．蒋宝润

　　二、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①1914—1919年，我国面粉工业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②这一时期，还有哪个行业得到了发展？

　　三、典型例题

　　例题：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1：1910年，张謇说，根据《海关贸易关册》统计，中国进口商品中以棉货为最多，最高时值银1.8亿两，其次是钱货，值4600余万两。因此，中国“实业亦必有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1911年6月12日，他向摄政王阐述道，“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已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

　　材料2：张謇十分重视农业的改革，他向朝廷奏请开办农会时说：“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

　　材料3：张謇在就任农商总长后，宣布政见说：“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承办。惟择一、二大宇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工、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张謇对于官业之主张，到扩张民业之方针，则当此各业幼稚之时，合助长外，则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舍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

　　材料4：张謇在《九录》中说：“至于铁矿需本（资金——引者注）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既籍以发展地质之蕴藏，又可以瞻贫民之生活。”

　　材料5：现在世界以大企业立国，而中国以公司法、破产法不备，故遂将此昙花一现之基础，至于今日，败坏不可收拾，断丧人民之企业心、合群心，耗散最可宝贵之资本，不一而足。故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钜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丧，此其显著者，加以自今而后，经济潮流横溢大地，中外合资经营之事，必日益增多。我无法律为之防，其危险将视无可得资为甚，故农林工商部第一即在立法。

　　　　　　　　  ——均摘自《实业之梦一张謇传》

　　请回答：

　　（1）概括张謇关于“实业救国”的主要主张及其理由。（不要摘抄材料原文）

　　（2）结合当时社会形势，评价张謇“实业救国”的主张。

　　导析：本题要注意认真阅读理解材料，概括张謇的主要观点，然后结合所学知识从张謇所生活的时代及所在的阶级特点出发去分析评论。第一问需要从主张和理由两个方面去回答。第二问“评价”应指出张謇“实业救国的爱国进步性，还应分析出实业救国方案行不通的根本原因。

　　参考答案：

　　一、1.C　2、A　3、D

　　二、①辛亥革命冲击了封建制度，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鼓舞；1914—1919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商品倾销，这样，使我国的民族工业有了短暂的发展。

　　②在我国民族工业中，尤其是轻工业中的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此外，卷烟、榨油、造纸、玻璃、制革、罐头食品等轻工业，都有比较显著的发展。

　　三、（1）振兴实业必须以棉、铁工业为中心，以抵制列强棉、铁产品在华的倾销；振兴农业的新农本思想，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原料；保护发展民营工商业，刺激民族工业发展；在某些重工业，适当引进外资，以此发展中国的经济；加强经济立法，这是发展工商业的前提和条件。

　　（2）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制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实业救国”方案是行不通的。但张謇出于爱国热忱，主张创办新式实业，与列强商战，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所必需的，是爱国、进步的。

扩展资料

荣宗敬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

（选自袁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19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

唐力行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号称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在“黄金时代”的迅速发展可以用一系列的数据来加以说明。辛亥革命前（1903—1908年）新式企业在旧商部的注册数为265家，年均注册约44家。辛亥革命后（1912—1921年）新式企业在北洋政府工商部的注册数为794家，年均约80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了将近一倍。不仅企业的数量倍增，而且新建企业的规模也较辛亥革命前为大。这从投资额的增长上清楚地显示出来。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1895—1911年）间，全国新式企业的投资总额为11131万元；而辛亥革命后的七年（1912—1918年）之中投资总额即达14286.5万元，比辛亥革命前十六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万元。我国民族工业的基础是在这一“黄金时代”奠定的。

　　“黄金时代”新式企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以及清末新政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后者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而前者则是以私人资本为主，侧重于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成功。据统计，1914至1922年间纯粹由民族资本所创办的纱布厂总共有54家，其中1920至1922年间所开设的即达39家，这三年的发展已超过1914年之前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人所开设纱厂的总数——31家。新厂的增设加之原有老厂的扩充，全国的纱锭数由1913年的484192枚猛增至1922年的枚，布机则由1913年的2016台增至1922年的6767台。面粉业的发展，表现为国产面粉出口的激增，并由入超变为出超。我国的面粉工业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所需面粉一向多仰给进口洋面。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中国购买面粉。1913年中国出口面粉13.9万余担，至1918年已达200万担，1920年增加到396万担。中国由面粉入超国变为面粉出超国，1920年出超竟达345万担。国内销路也同时大增，据海关统计：各关运进的国产面粉数量1912年为129万余担，1921年增加到396万余担，即增加了二倍有余。这就极大地刺激了面粉工业的发展，新设立的面粉厂大幅度增加，从1896至1913年的53家，资本总额8622千元，到1921年的123家，40000千元，面粉厂增加了一倍多，资本总额增加了四倍多。此外，卷烟、火柴、榨油、针织筹新式企业也都在这一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近世末叶所出现的黄金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唯一较为自由的发展时期。黄金时代的到来是由下述条件的配合而造成的：

　　一、社会经济进步的累积

　　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和袁世凯窃取政权，中华民国除了剩下一块空招牌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南京临时政府有关“振兴实业”的政策也立即被破坏了。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袁世凯在资产阶级上层的簇拥下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所奉行的是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双重政策。一方面，袁世凯凭恃北洋军阀集团的支持，加强中央集权，为复辟帝制作准备；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袁世凯这个镇压辛亥革命的刽子手，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乃是因为近世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定势。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深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中国社会经济的组成成分发生了变化。北洋军阀集团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不再是单一的传统经济，而是有了逐渐增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收入预算表中所列数据告诉我们：田赋在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而关税和货物税以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债收入等占有绝大的比重。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成为袁世凯维持统治的重要杠杆。这就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接受它。袁世凯一上台，便声称“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并继续奉行他在清末所参与的经济改革，先后起用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人担任工商、财政和农商总长，颁布了一些政策法令，鼓励私人投资和兴办实业，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这是历史进步累积的结果。在袁世凯掌权期间，民族工商业继续发展，并为“黄金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准备了条件。但是，袁世凯的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政策又压抑了经济的发展。袁世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独裁的野心，他虽然起用了一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却绝不允许他们染指核心政治权力。因此，当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发现袁氏臂部复辟帝制的封建纹章时，便与他分道扬镳了。

　　二、一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输出的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例如，中国的棉纱市场向来为英、日、美几国所垄断，而其中英国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在战时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英国棉纱棉布产量大减，对中国的输出自然也减少了。日本棉纱本来可以乘机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国市场基本上属粗纱市场，而战时日本却以生产细纱为主，不适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本国的织布业迅速发展，需用棉纱量大。因此，日本对华输出的棉纱也减少了。据统计，中国进口棉纱的数量，1909至1911年是公担，而1919至1921年则减少为807249公担。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升至36.93元，1919年竟达70.65元。在高额利润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转向纱厂投资。在大战前，纱厂的投资人主要是官僚、买办、地主；而“黄金时代”新设纱厂的投资人却以商人为最多，特别是棉布、棉纱、棉花商人。1921年建立的上海振泰纱厂，各大股东都是洋布业中富有资产的商号；崇信纱厂是由崇德纱号主办的；永豫纱厂是棉花商主办的。商人将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已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爱国的动机，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经济上的高额利润。投资目的的改变说明价值规律已在起支配作用，这是“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又如面粉业的发展。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随之，面粉行业中出现了兼并的现象，例如资力雄厚的荣宗敬、荣德生系统的面粉厂，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到1914年后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17年竟达到40%以上。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是商人“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例如针织业，过去一直为德国货所垄断，大战后德国货进口锐减，我国的针织厂才次第兴建起来，其中仅仅袜厂，1916至1922年间就开办了10家。此外，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黄金时代”的一个表象。

　　三、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

　　对于商人“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一般论著都将其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契机。个别论著虽然注意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但是也仅仅把“黄金时代”限定于袁世凯在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上述两说，前者强调了外因，后者则注意到了内因。商人“黄金时代”的来到其实是内、外因相结合的结果。而且，上述内因仅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经济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商团的建立、商人阶级意识的觉醒，都为商人利用一战的契机准备了条件；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层的内因，那就是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这一松解的趋势起于晚清。洋务运动中地方督抚势力的膨胀以及稍后的各省自治运动都是大一统专制政权失控的表象。辛亥革命击溃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难以完全复原传统的权力结构。袁氏政权始终面临着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国的南部地区。袁世凯死后，更是出现了一个大小军阀分享权力、地方割据的局面。本书第一章曾探讨了传统权力结构与商业的关系，指出大一统的传统权力结构和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人的影响都是双重的。历史上商人最初的“黄金时代”正是出现在春秋战国这一分散的权力构成时期。当然，近世后期的军阀割据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权力结构对商业的双重影响而言，它们又有相似之处。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对商业发展的负影响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其一是币制的混乱。《上海总商会月报》3卷6号《中国工商业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一文指出，北洋时期货币币值不统一，以致“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也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其二是交通阻梗，运费高昂，提高了商品的成本，影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军阀间的混战常常使铁路交通停顿或铁路机车遭到破坏；战时铁路用于运兵，百姓只能依靠水路或其他运输工具，时间既长，运费又贵。例如蚌埠的小麦由水路运到上海，每担运费高达2两多，时间有长达一年的，而相比之下美麦运到上海每担运费才4钱，极不利于竞争。其三是地方秩序的破坏和农村购买力的下降。当时有人称军阀军队是“无兵不匪”，他们到处抢劫骚扰，以致“一厝之内，剽掠十遭，一夕之间，焚烟百处”。军阀政府也是置民生于不顾，造成连年灾荒，这样不但影响了棉花、小麦等工业原料的来源，而且也大大影响了农村市场的购买力。其四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族工商业要交纳各种厘金杂税，国货落地税率为3%，每过一卡值百抽二。军阀割据使税卡林立，“逢关抽税，过卡纳厘”。而洋货只要纳入口税5％和子口税2.5％就可以通行无阻。繁重的税金不仅有碍于国货在市场上的推销，还削弱了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出口货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蚕丝，就深受税捐之害。《国闻周报》4卷19期所刊《丝厂宣言》揭示：“中国捐税繁重，不恤商艰，历来华丝，每百斤比较日丝成本增银一百余两，致遭以前出口之减颓。”当然上述这些负影响，并不仅仅出现于割据时代，但在割据时代为害尤烈。

　　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停滞与衰退、国家对经济控制与干预的削弱，还有对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随着“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在经济上同政府分庭抗礼。1916年上海银行业抵制袁世凯的停兑令便是一例。1916年的停兑风潮，是由北洋政府的财政挤压银行引起的。袁世凯帝制丑剧的上演，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造成了国家财政的极端困难。袁氏指使当时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滥发兑换券，以解燃眉之急。至1916年5月前，中国银行发行了4500万元，交通银行发行了8400多万元。在滥发兑换券的同时，两行的现银储备锐减，挤兑风潮随之而起。早在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前后，广州中国银行首先发生提存风潮，然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持票待兑者日见增多。至5月12日晨，北京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只剩下白银35万两，约合银元52.5万元。而两行在外钞票和存款额却高达2615.6万元。在情况万分火急之时，政府不得不于当日宣布：“暂时停止兑现”。北洋政府的停兑命令，引起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抵制，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要“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只有使社会各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他们在上海银行同业和以张謇为会长的股东联合会的支持下，在租界当局的配合下，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而独立，继续维持兑现，不到一星期，就平息了挤兑风潮。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分行也在不同程度上抵制了政府的停兑令。袁世凯的停兑令几乎不出都门的现象说明，银行界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他们已经敢于指责政府的“非法支配”，敢于在某些方面与政府抗衡。次年，上海分行改组成一个商人控制的机构，产生了一个由股东选举而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董事会。在抵制政府的行动中，资产阶级开始建立起超越商会格局、不受政府控制的组织，如宋汉章等发起并于1918年建立的上海银行公会、1920年张嘉璈发起组织的全国银行总会。1923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完全转入私人手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两个银行占上海银行业总财力的55%，成了上海资本家金融力量的主要来源。

　　经济上的自主，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自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黄金时代”商会领导权从绅商转移到企业家的手中，这一过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商会初兴之际，工业资本家人少势弱，商业资本家在各地商会的领导层中占有绝对的优势。1907年组成的第三届广州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坐办在内共57名会董中，除总理张振勋是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另有5人分别为轮船公司司理、报馆习理和砖瓦厂司事外，其余51人分别是经营绸巾、粮食、质押、杂货、匹头、参茸、药材、烟丝、木材、水果、酒、生猪等商业的头面商人。汉口商会从第一至第八届的总理、协理共16人，其中大商号号东11人，银行经理5人；会董共239人，其中大商号号东117人，银行、钱庄、票号、当铺经理99人，洋行经理15人，工厂主8人。1905年组成的第二届天津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坐办在内的22名会董中，仅有1人是工业资本家，其余21人分别是盐商、粮商、钱商、绸布商、金银珠宝商、进出口商和买办。1998年组成的第三届苏州商务总会，在包括总理、协理在内的18名会董中，分别是从事典业、钱业、绸缎业、纱缎业、珠宝业的商业资本家。上述这些商会都是处于商业大都会或通商口岸，至于各地的商务分会以及经济落后的边远省份则基本上是商人一统天下。进入“黄金时代”后，资产阶级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增多，这就势必导致商会领导权的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这一演变最为明显。从1902年到1920年的十八年间，上海总商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亦商亦绅的绅商手中。绅商领导体制在资本主义经济启动的进程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介于官、商之间的绅商在清末和民国初期曾经有力地发挥了通达上下、联贯官商的作用。最突出的事例是1910年间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和1912年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后者通过上海总商会中一批绅商的带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宏大的官商合作、共谋振兴中华大计的热潮。上海总商会还多次为商请命，促使官府减轻税捐。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气氛。但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在“黄金时代”迅速发展，工业资本家的队伍随之扩大，资产阶级进而要求在政治上自主的时候，绅商的“官”的背景就使其很难适应新的时代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总商会于5月9日（佳日）背离全国民意，公然发出主张直接同日本交涉归还青岛的佳电，由此引起公愤。上海总商会内部发出了“改良总商会”的呼声，认为“商会之于商界休戚相关，利害与共，乃历年来总商会一事不办，一味与官僚派接洽，与吾商界其如秦之视越，暮气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非一日矣。以历年来商界金钱之供奉，养成‘文虎’、‘嘉禾”之奖章，此次‘佳电’风潮发生以来，商会之名誉信用价值大为减色”，要求各会员“重行选举明哲之才，将来于会务之应兴应革，商界之兴利除弊，锐意改良”，若仍于“旧会董中推举会长，则换汤不换药，终无兴革良好之希望”。“佳电”风波迫使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双双引咎辞职。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进行换届改选，原有的33名会董中有31人落选。上海实业界后起之秀、著名的棉纺工业资本家聂云台当选为上海总商会新会长，富有改革精神的钱业领袖秦润卿当选为副会长，一批在“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航运业资本家、银行家，充实到上海总商会内部，并有不少人进入领导层，以近代企业家组成的新阵容取代了原来的绅商领导体制。

　　新组成的上海总商会在1927年之前采取了一系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革新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八个专门委员会（即财政委员会、陈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出版部委员会、交通委负会、公证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华商道契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自己的职能机构。八个专门委员会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办了很多实事，例如开办商品陈列所，并连续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即1921年12月1日开幕的综合性国货展览会，1922年10月6日开幕的丝业专门展览会，1923年10月开幕的以分门化学工艺为内容的专门展览会。这些展览会的开办，激发了工商界的投资热情和竞争意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如上海总商会兴办的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业学校，为培养“商战中之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如1921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作为一种“商业经济之专门杂志”推向工商界，同时也作为上海总商会唯一的重要舆论喉舌，向全社会传达上海各业资本家乃至全国工商界的声音。《上海总商会月报》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能在一定程度上沟通国内外商情的信息网络，并及时对工商界急切希望澄清的时局和经济形势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帮助企业界把握信息和时局的变化，作出商业上的决断。上海总商会在经济领域里的一系列自主活动使新兴资产阶级进一步成熟，并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国家资本主义化进程中担负的责任。资产阶级把自主活动伸展到统治者视为禁脔的政治领域，从一般的呼吁请愿发展到直接干预内政外交，乃至提出“国民自决”的政治主张。1922年6月，资产阶级以上海总商会为核心，组成了近似政权机构的“民治委员会”。“以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担负国家重任的勇气”。这是商人的“黄金时代”里最为辉煌的一页。

　　商人“黄金时代”的降临与传统权力结构松解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经济的失控，给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而这在军阀割据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一枝独秀。私人资本多在轻工业、加工工业，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则由于国家资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预力的削弱而没有取得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使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后劲。第三，1922年世界资本主义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战时所陷入的危机，纷纷叫唤要“回到市场”，重新布置向中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就遭到重大的打击，战时暂时取得的一些市场纷纷丢失，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开始由停滞而走向下坡。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个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强有力的政权来保护自己在“黄金时代”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在军阀政权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资产阶级和军阀政权终至反目。1926年北伐战争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胀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商人的“黄金时代”延续下去。但是，北伐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商人“黄金时代”的结束。

（选自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浅析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

山东枣庄市第八中学 姬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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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外部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表现如下：

　　首先，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从而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减少了外国工业品的竞争。据海关统计，中国在1913年的进口额为5.7亿余两，1915年下降到4．54亿两，以后逐年递减，到1918年法国货的进口额比战前减少了1／3，英国货减少了一半，德国货则完全停止进口；其次，由于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为中国货物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年年增长的趋势，1913年中国出口金额为 4．03亿两，除了1914年略有下降外，此后四年都比1913年增长了14．8％至20．5％；再次，出口增加和国内市场需要，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出口需求量大的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

　　第二，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束缚和障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阻力之一，它不但在经济上压制、阻碍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还在政治上加以压制、束缚，使资本主义发展步履维艰，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虽然封建主义仍然存在，但它却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束缚和障碍；其次，此次革命领导者、主要参与者大都是资产阶级，通过这次革命，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从而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正如时人所称：“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的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

　　第三，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感召

　　自从洋务运动开展以来，人们逐渐对近代化熟悉、认同，特别是落后挨打的事实，更教育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振兴中国。再加上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大大刺激了国人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其中，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用尤其突出。这些运动大都以“爱用国货”为口号，既抵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口号。总之，国内市场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大，从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四，实业团体的带动

　　辛亥革命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当时的实业家们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所以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较为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多达上百个。这些团体的出现，使发展实业更具规范化、系统化，同时也有助于集中资金，集中投资，从而使市场竞争更具条理化。这些实业团体，掀起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热潮。

　　第五，法令法规的保护

　　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者，大都是资产阶级，也有一些商界人士担任了要职，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也吸收了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工商部于1912年12月5日颁发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虽然未尽完善，有些规定因时局多变也未能付诸实行，但它们终究废除了一些封建性的专利垄断，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

　　节录自：《历史学习》2001.6.

实业巨子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是安徽建德（今东至）人，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周馥，早年投奔在李鸿章手下充当幕僚，后官运亨通，先后做过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等大官。周学熙16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可是一直没能中进士。就在他留在京城继续攻读的时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周学熙深受影响，决定放弃科举考试，投身实业。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在1897年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开平矿务局，负责在上海推销煤炭的工作，第二年升任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又升任总办。

　　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使用的是外国进口的机器，生产的是优质煤炭，日产量达到五六百吨。煤矿生产用不着周学熙太费心，他的目光就转到了水泥上面。当时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都很快，水泥需要量越来越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而且价钱非常贵。清政府曾经试图在河北唐山开办水泥厂，因为经营不善，不久又停办了。周学熙看着外国人独占中国的水泥市场，心里很不舒服，经过调查，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便宜，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并且在当地找到了合适的原料。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水泥厂就要开工了。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混乱中，英国商人连吓带骗，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水泥厂。当时周学熙不在矿上，他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看破了他们的阴谋，不顾他们的威胁，断然拒绝签字，并愤而辞去了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1年秋天，周学熙被清政府派往山东济南。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提倡“实学”，筹办山东大学堂，便委任他当大学堂的总办。周学熙采取了中外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以中国的传统道德约束学生，一方面大量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决心运用西洋科技来振兴中国。袁世凯非常赏识周学熙办学堂中表现出来的才干，不久他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将周学熙调到天津。从此，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开始创办北洋实业。

　　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缺少货币；而北洋机器局造币厂也毁于战火。袁世凯当即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周学熙四处勘查，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这一方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一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周学熙就利用这笔钱发展工商实业。袁世凯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将北洋一切工商业都交给周学熙主持，使周学熙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1903年春天，周学熙专程到日本考察，在40多天里，马不停蹄，考察了几十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工矿企业、商业、金融财政部门，以及几十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使他眼界大开，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十年间，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我们中国只要坚持变法维新，也就一定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回国以后，周学熙就积极倡议，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了总办。他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资本，二是人才，三是机器设备，而后两个条件都要以第一个条件为基础。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有计划地筹集资金“兴工办学”。从1903年到1908年的5年里，他先后筹集了几百万两白银扶持官营和商办的企业。同时，又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分设化学、机器、绘图等六科，培养技术人才，并要求所有学员都学习外语。此外，他还用“请进来”的办法，招募英国和日本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以重金收买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用“派出去”的办法，选择优秀学员派往日本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实业的骨干力量。

　　周学熙的这些做法，却受到了一批顽固的封建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上告，攻击周学熙的“新政”“违反民意”。狡猾的袁世凯故意把这些诬告状批转给周学熙。周学照看后非常气愤，当时就准备到总督府去向袁世凯申辩，但是走在路上，他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袁世凯是在耍手腕，便明智地调头回家。他也给袁世凯写了一个呈文，只字不提诬告的事，只说要振兴直隶的工商实业，必须从“开通民智”人手；而民智不开，实际上是因为“官智不开”，所以他建议，今后对州县官吏，在任用之前，一律要先到日本考察3个月，让他们亲身受一受教育，对兴学、办厂、经商有一定认识，然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正式任用。

　　袁世凯看到呈文后笑了，他很欣赏周学熙的机智，并且接受了周学熙的建议。这场由反对新政开始的斗争，结果反而被周学熙利用，成了推广新政的机会！

　　这时，英国人诈骗开平煤矿的事，终于暴露出来了。由于当事人张翼和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所以清政府并没有严厉追究张翼的责任，只责成他收回开平煤矿。1904年10月，张翼到伦敦向国际法庭起诉。然而当时英国海军迫切需要东方的煤炭基地，所以法庭虽然承认英国商人有欺骗行为，却仍然将开平煤矿判给英方。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国，只得作罢。在这种情况下，周学熙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水泥厂。

　　周学熙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初他筹划复建水泥厂时，曾经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名叫汉斯。周学照经过考察，感到汉斯确有真才实学，所以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较优厚待遇。汉斯是个正直的工程师，工作非常出色。他看到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煤矿，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果断地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面对英国人重利诱惑，他明确地答复说：“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管理这个企业，决不能做背叛雇主而谋取私利的事！”后来，他又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所以，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水泥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到1906年农历七月初七，唐山水泥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接着，周学熙一边整顿旧厂，一边筹建新厂，并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在汉斯的帮助下，他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水泥厂，产品质量又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尽管如此，周学熙仍时时不忘收回开平煤矿的使命。1907年，他发现英国人又在开平煤矿周围进行勘查，企图开设新矿，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周学熙当机立断，说服袁世凯建立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四周有煤层的地区全部划入滦州矿区，以中国的滦州煤矿来制约开平煤矿。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的牌子就正式挂出未了，并由周学熙担任总经理。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使滦州煤矿很快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开平煤矿周围竖起了一座又一座土矿井。滦州公司的煤矿经理赵元理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早就佩服周学熙的为人和办事效率，他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角色。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每日生产煤1700多吨；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了专用铁路，安装了电话。与此同时，周学熙派精通德文的得力助手李希明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滦州煤矿安装使用了这些最新采掘机器后，如虎添翼，产量猛增，又因为所产煤炭质量比开平煤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正在这时，周学熙的母亲在扬州去世了。周学熙请假回去办理丧事。在家中过完年，便接到了新的任命，要他到北京去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用水和消防问题越来越使人头痛。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居民纷纷呼吁，要求兴建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都因为没有合适的经办人而泡了汤，这一次终于选中了周学熙。周学熙曾几度在北京居住，对于这些情况是了解的。上任以后，他立即挑选富于实干精神、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

　　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有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工程很快投入施工。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决定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消息一传出，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立即蜂拥而至，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地看他们表演；同时悄悄地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商业信誉比其它洋行要好，工程报价也接近原先的设计估价，而且瑞记洋行曾经办理过天津的自来水业务，对中国北方的天时地利都相当熟悉，所以最后选定了瑞记洋行，与他们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

　　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玩花样，企图提高工程费用。他们以为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也像中国其它一些公司的负责人那样糊里糊涂，容易上当，没想到周学熙不但理财经验丰富，而且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又比预算大为减少。1910年2月，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施工，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一生的“兴学办厂”中，这也是最直接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事业。

　　1909年冬天，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对英国人霸占开平煤矿的卑鄙行径也十分气愤，再次决定要收回开平煤矿的主权。周学熙又被任命主持这项工作。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

　　英国人之所以同意交还开平煤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学熙筹办的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但是收回开平煤矿对中国仍然是有利的，首先是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同时，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眼看大功就要告成，没想到那个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居然再次进行破坏，向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上书，说只要英国人能让他当“终身督办”，实际上就等于收回了开平煤矿，何必花这样一笔巨款呢！而那个草包摄政王竟听信了张翼的混账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要滦州煤矿自己解决。滦州煤矿无力承担，结果收回开平煤矿的事，由于这批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又一次功败垂成。

　　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

　　当时的局势对滦州煤矿是不利的。因为开平煤矿资本雄厚，采掘设备先进，经营时间长，销路较广，生产成本比滦州煤矿要低，所以降价给滦州煤矿造成的损失更大。但是周学熙仍然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开平公司都要倒赔，而滦州公司则赔得更多。然而，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周学熙独力支撑，到处借款，还是难以维持，不得已只好发行150万两白银的债券，来换取周转资金。开平煤矿虽然在财力上占着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地方，一是开平煤矿的蕴藏已越来越少，二是当时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反对列强侵略情绪，滦州煤矿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两家公司进行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双方处境都很艰难，但双方都咬牙坚持着，因为大家都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谁先败下阵来，谁就完蛋了。

　　可是，只要一直拼下去，拼到开平煤矿无煤可采的那一天，胜利自然就是滦州煤矿的了。所以英国商人改变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而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这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可是，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可是革命的过程中难免的社会动荡，却使大资本家们心惊胆战，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滦州煤矿的股东也是这种心理，所以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主张与英国商人斗争到底的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

　　尽管收回开平煤矿失败的责任不在周学熙身上，但他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认为自己对没能保住中国的权利负有责任。所以，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

　　周学熙收回开平煤矿的心愿，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没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遗憾的是，周学熙已经在这前一年逝世了。

张謇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1804年考中清状元。1895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在通州创办纱厂，从事实业，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企业。自1902年起，又陆续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南通博物苑等文教事业。1906年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任江苏谘议局局长，成为国内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表示拥护共和，先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熊希龄内阁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实行帝制，辞职南下，继续在南通兴办实业和文教事业。五四运动时，反对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提倡尊孔读经，抵制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男女平等。以后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尤其反对和恐惧。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选自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

20课典型例题

　　影响近代社会生活的原因很多，下列是生产力方面的原因是（　）

　　A.资产阶级革命　　 B.工业革命

　　C.欧洲殖民扩张　 　D.人口流动

分析这是一道理解性的选择题，考查对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的掌握，首先学生应该了解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有哪些，然后还要了解哪些是属于生产力方面的原因，选项中工业革命既是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也是属于生产力方面的因素，答案B

探究活动

习题精选

　　一、简单题

　　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有哪些？

　　答案：①资产阶级革命是引起欧洲社会生活变化的重要原因。

　　②工业革命是推动近代社会进步的又一因素。

　　③欧洲殖民活动对亚非拉美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扩展资料

邓小平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节录自《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90页

末代皇帝剪辫子

　　清军入关之后，顺治皇帝于1645年下令，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梳辫，“遵依者为我朝之民，迟疑者同逆民之寇”。凡不按要求剃发留辫的，格杀勿论。从此，中国男人头上拖起了一条辫子，而且一直拖了二百多年。

　　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剪去辫子。命令一下，全国立即掀起一股剪辫热潮，但也有一些守旧分子不愿剪辫，革命党人在街上看到之后，便上前拦住，强行施剪，剪完之后，方许离去。后来改强行剪辫为劝说剪辫。革命党人纷纷上街宣传，教育人民自觉剪辫。上海曾在大东门火神庙举行一次剪辫大会，聚集了一千多人，通过演讲宣传和引导，其中大部分人当场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还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许多革命党人和留学生为表示反清之决心，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将辫子剪去了。两江总督瑞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也要剪辫，瑞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瑞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电报往复频繁，后来瑞方在朋友的劝说下勉强同意了。为此事，往复电报费用花去8000元，后来有人戏说瑞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耍花8000元。

　　末代皇帝溥仪，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也动了剪辫之意。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后来，博仪请了一位英国教师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厌恶中国人脑后的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影响很大。

　　一天，溥仪命剃头太监将他的辫子剪去，吓得剃头太监面无血色，跪在地上哀求“皇上”另请别人。溥仪见他吓得那个样子，拿起剪刀，亲手把辫子剪了下来。现在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一条黑色长辫，据说那就是溥仪剪下来的辫子。

近代欧美城市建设和发展

　　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使原来中世纪封建城市发生了质变，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工业发展和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和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例如，英国伦敦在19世纪后半叶，就集中了全国1/6人口。城市里人满为患，迁移到城市里的穷人，大多只能靠乞讨为生。工人只能住在没有照明和排水设施的地下室，使得传染病很容易扩散。飞速发展的城市却不具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如卫生设施、下水道网、没有专门清扫街道的机构。城市里出现的诸多问题使许多政府意识到必须改善城市状况，否则将威胁到城市乃至国家的安全。在政府所做的改善中，比较重要的是充分供应洁净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统和垃圾处理。

　　在改善城市状况的过程中，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有了真正的发展。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时期，由于城市里居住密集、饮水污染、垃圾堆积如山、蚊蝇孽生，造成伤寒、霍乱、痢疾等疾病流行，居民健康状况下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施了改善环境卫生的措施：整治上、下水道、饮水净化消毒、垃圾处理、控制蚊蝇孽生、改善居住和营养条件。

　　1842年，《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卫生状况报告》的发表促使英国政府制定了最早的《公共卫生法》。英国又在1866年的卫生法中明确规定，没有足以排污的下水道的住房、过于拥挤的住房和没有保持清洁和良好通风状况的工厂，都将被处罚。这些法律的颁布都促进了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近代俄国社会习俗的改革

　　俄国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比英、法等国落后得多，保留着许多落后、粗野的习俗。俄国人素有蓄须的习惯，彼得大帝从国外考察回来在接见贵族时，当场剪掉他们的长胡子。并规定，如果要保留胡须，就必须花钱购买留须权，越富有的人付的钱越多。有一种专门制造的金属小牌，作为缴纳胡须税的收条。留胡子的人把小牌挂在脖子上：它的正面画着短鬓和胡须的标记，同时写着“须税付讫”的字样。只有僧侣可以免交胡须税。

　　彼得还在一次盛宴上对宽袖长袍的传统服装进行改革。出席宴会的显贵部身穿传统的俄罗斯服装：绣花衬衫、鲜艳的绸缎上衣、外罩长袍，手腕上紧系着绣花油套。长袍上面又套着一件又长又大的天鹅绒无袖袍。从上到下扣着一大排纽扣。此外还戴着高耸的天鹅绒面的帽子。这种服装十分碍事，不利于活动。彼得大帝拿起剪刀就去剪他们的袖子，还进剪边说道：“长袖子这玩意儿实在碍事，到处惹祸，不是拂掉了玻璃杯，就是蹭到场里去。剪下来的部分还可以缝双靴子。”1700年1月，彼得大帝发出告示，宣称：“兹规定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居民均按如下着装：匈牙利服装，外面袍子的长度不得长于腿上的松紧袜带，内衣要短于外衣”。此后，彼得大帝还把新服装在各城市展出，违反规定者要处罚。这样，新服装很快就推广开了。

　　彼得大帝对婚姻也进行了改革，禁止包办婚姻，并允许不同信仰的人通婚。彼得大帝的改革措施为俄国在社会生活上的改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殖民主义与亚非拉地区的近代社会生活

　　近代的亚、非、拉地区，伴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传统的社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和破坏，殖民者不仅在政治上统治着殖民地，而且把欧洲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传输进来。无论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所造成的破坏性远大于殖民者对这些地区落后或愚昧习俗的改造。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方式学校、法律上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童婚、寡妇殉葬和人祭之类的陋习等，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社会造成的破坏却是难以估量的，加之印度传统的惯性，社会生活的变化是非常有限的。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进行了社会习俗的变革。在服装上，明治初期最早穿西服的是城市的军人、官吏、学生，以后逐步在民间流行开来。但这一时期的西服，是十分奇怪的“混合式”。男士西装上半身是英国式，长裤是美国式，脚上却穿着木屐，头发是长及颈部的披肩发。1872年，政府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1871年，日本实行男子断发令。明治天皇于1873年断发，从而使新式发型为一般百姓接受。有一句顺口溜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敲打半头发则可听出因循古习之音；敲打全头发则可听出王政复古之音；敲打短头发则可听出文明开化之音。”为了鼓励断发，政府免去各地理发店的税收，而对结发店课以重税。在饮食上，明治之前，日本人禁食猪肉和牛肉，明治维新后，猪肉和牛肉先是出现在少数大城市的餐桌上，而后逐步被百姓接受。同时，西式糕点开始流行，咖啡和烤面包也受到欢迎。

　　当西方处于黄金发展时代的时候，中国却处于最痛苦的时代。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开始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无情冲击。伴随着开埠、通商和近代工业的兴起，近代城市在中国也开始悄然出现，沿海城市兴建了一些洋行、货栈、近代工厂、铁路、银行、办公楼、以及娱乐场所等，电灯照明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上海、广州、青岛等是中国近代城市的典型代表。

　　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传教工作，不断开办一些教会学校，作为对华教育侵略的据点。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是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20世纪初，教会办的高等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

　　欧洲殖民者的残酷掠夺对非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黑奴贸易，非洲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传统的文化艺术被严重破坏。殖民者利用基督教对非洲进行文化侵略，基督教会成为殖民者抢夺非洲人土地和自由的工具；另一方面，基督教的传播也促进了非洲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教会学校促进了非洲教育的发展。同时，非洲人在接受“平等、自由”等观念后，开始进行非殖民地化的斗争。在殖民统治期间，非洲的婚姻有了变化，一夫多妻的陋习逐渐减少，一夫一妻开始流行。另外，在其他的社会习俗上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总的来说，由于传统的惯性太大，欧洲的生活方式对非洲的影响不太大。

　　欧洲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要比对非洲和亚洲的影响要大，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给拉美近代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在教育方面，欧洲移民在拉美兴办教育的最初目的是同化当地人，传播基督教文明。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学校数量增多，开设的课程也越来越多，既为殖民者培养了服务于殖民当局的人员，但也把欧洲先进的启蒙思想和观念传播到拉美，为拉美独立运动创造了条件。戏剧等表演形式从欧洲传入拉丁美洲，并逐渐形成美洲自己的风格。在日常生活方面，欧洲的家畜，如马、牛、山羊进入拉美，则影响和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

21课典型例题

　　下列内容是有关气象学家竺可桢的评述，不准确的一项是（　 ）

　　A．20年代末，他主持办起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

　　B．第一次对我国的气候条件和资源作出科学评价

　　C．他坚持写日记38年零37天，记录我国的天气和物候情况

　　D．他的努力，为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分析　这是一道较为简单的再认再现题，若对教材不是非常熟悉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清理分析找到准确答案。题目要求找出评述竺可桢的不准确内容，而且明确只有一项，可见有三项是对的。这些选项表面上看都似乎正确，很容易混淆，但如果抓住题干所给的“气象学家”这一条件，仔细排查，可以发现，A项、B项、C项均是有关竺可桢从事的气象工作，惟有D项将范围扩展到整个科学研究，显然这是不太准确的，竺可桢所研究的气象学只是科学的一个方面，他的研究只可能为气象研究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不会一下子可以延伸到科学的各个领域，因此D项不太准确。

　　答案：D

探究活动

　　寻找与判断

　　题目：詹天佑、侯德榜、魏源和严复四人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之处？

　　观点一：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都生活在近代

　　观点二：他们都出国留学，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

你认为呢？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l．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是（　 ）

　　A．郭沫若　　B．蔡元培　　C．李四光　　D．陶行知

　　2．1927年，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师范的是（　 ）

　　A．闻一多　　B．蔡元培　　C．李公仆　　D．陶行知

　　3．下列各项符合民国时期我国科技和教育发展状况的是（　 ）

　　A．十分发达，属于世界先进国家

　　B．既令克进，也不落后

　　C．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D．民国政府提供良好的条件，促进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

　　4．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先例的是（　）

　　A．北京大学　 B．清华大学　C．南开大学　D．复旦大学

　　5．在我国大学里第一次正式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　）

　　A．陈独秀　 　B．李大钊  　C．郭沫若 　 D．毛泽东

　　二、双项选择题

　　1．到北大任教，给北大带来蓬勃朝气的有（　）

　　A．陈独秀、李大制　 B．陶行知、郭沫若

　　C．李四光、鲁迅　　 D．李公朴、胡适

　　2．下列属于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改革的内容有（　 ）

　　A．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著名科学家到北大任教

　　B．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C．创办培养乡村教师的别开生面的新型学校

　　D．入学考试的科目之一是开荒劳动

　　三、填空题

　　1．民国时期，一些爱国科学家、教育家认为，发展_________和________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2．“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地贡献给我的祖国。这样更有意义。”这句话是_________说的；坚持38年写日记、从不间断的科学家是___________。

　　3．旧时杭州有一句俗话，叫作“_____________”，用来比喻不可能成功的事。____________深入工地，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解决了一连串技术难题，终于建成了__________________。

　　四、识图题

　　观察下图，请回答：

　　（1）上图是谁的画像？他是什么学家

　　（2）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事迹。

　　参考答案

　　一、1.B　2.D　3.C　4.A　5.B

　　二、1.AC　2.AB

　　三、1．科学技术　教育  2．李四光　竺可桢　3．钱塘江造桥　茅以昇　钱塘江大桥

　　四、（1）这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画像。

　　（2）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为止，基本上还没有自己的气象事业。这使科学家竺可桢感到耻辱，他决心尽全力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气象事业。20世纪20年代末，他主持办起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气象研究所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气象站和雨量站，收回了由外国人把持的沿海气象业务。同时，竺可桢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阐述了中国气候的形成和特点，并第一次对我国的气候条件和资源作出科学评价，为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扩展资料

从国人对外国称谓的变化，看中国传统观念受到的冲击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夷”字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国的人和事。英国人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明白了“夷”字的涵义，并敏感地表示强烈不满。但他们的诘问和抗议在中国人的眼中算不得一回事。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民间指称和公文用语中“夷人”、“夷酋”、“夷船”、“夷语”每每可见可闻。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天津条约》作了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夷”的使用自此受到了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逼迫的结果，但却包合着合理的成份，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

侯德榜

　　侯德榜（1890～1974）中国化学家。字致本，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纽约市的普拉特专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塘沽永利碱厂和南京永利硫酸铵厂总工程师兼厂长，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建国后当选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并任化工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后，为发展我国化学工业起了积极的作用。主要著作有《碱的制造》、《制碱》及《制碱工学》。

　　碱－－碱[堿]（jiǎn减）本作“鹸（硷）”旧称“盐基”。通常指在水溶液中电离给出氢氧根离子的化合物。例如，氢氧化纳（NaOH）、氢氧化钙[Ca(OH)2]等。共同性质为溶液具有涩味、腐蚀性、使红色石蕊试纸变蓝，以及与酸中形成盐和水等。广义的碱是任何能够接受质子（H+）的分子或离子。氨分子（NH3）获得质子而成铵离子（NH4+）；碳酸根离子（CO32-）获得质子而成碳酸氢根离子（HCO3-）和碳酸（H2CO3），因此氨分子及碳酸根离子都是碱。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莱特兄弟

　　莱特兄弟兄，威尔伯·莱特(1867～1912)；弟，奥维尔·莱特(1871～1948)。美国飞机发明家。兄弟二人自幼有翱翔天空的理想。在德国飞行家利连撒尔滑翔成功的鼓舞下，开始研制航空工具的工作。一方面加紧学习理论，一方面努力实践，终于在1903年设计、制造成用木料作骨架、用帆布作机翼、用内燃机作动力的有人架驶的飞机。同年12月17日，在基蒂霍克试验成功。飞行时间五十九秒，飞行距离八百五十二英尺。他们的成功，为航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卫政）

（选自全国华等编：《中学百科辞典·文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林则徐轶事

　　林则徐一生侍奉过三位皇帝，由26岁中进士起，历经嘉庆、道光和咸丰三朝，直到65岁逝世止，差不多当了40年官。他在两广、湖广、陕甘、云贵都当过总督，是个重臣，以办事认真负责而闻名天下，晚年曾被众大臣公推为求贤的首位候选官，可见声望之重。除了禁烟这段历史外，他的擅长是治水。他在丹徒丹阳修过运河，在荆襄筑过堤，防过水。其惊人之笔是在充军新疆途中正遇上开封段黄河决堤，于是半路被截去主持治水，特许缓迟发配一年之久。到了新疆，伊犁将军立刻请奏皇帝，让林则徐勘办开垦事宜，三年之内开田竞这三万七千多顷。林则徐一生与其说是官运亨通，不如说是充满大起大落。他多次受罚，比如连降四级、五级。然而他的态度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的武力较量和竞争。从来是朦胧一团的“泰西”，展现在中国人眼前的第一个形象是坚船的迅速，利炮的声势。曾经身为抗英主帅的林则徐，对这种压力目睹身受，终身不能去怀。于是他在广东竭力买炮，买外国船，同时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投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林则徐处于风云漩涡的中心，率先“开眼看世界”。 林则徐也是从闭塞风气中走出来的人，他曾经相信过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即可以治西人的成见。但是战争的权威性，迫使他重新认识自己的对手。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林则徐观念大变，既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又表现了接纳新知的开明，两者具有同样的光彩。

詹天佑

　　詹天佑(ZhanTianyou1861～1919)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字眷诚。原籍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出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年（同治十一年），随中国第一批幼童飘海赴美留学。1878年（光绪四年）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考取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道工程学。1881年又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回国。然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封建顽固派极力反对修造铁路，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被迫改学驾驶海船，耽误了七八年。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在天津成立。第二年，经留美同学邝孙谋推荐，才得以干他精通的铁路工程工作，成为中国第一名铁路工程师。开始负责修筑塘沽到天津的铁路，仅用80天就完成铺轨工程。后又参加修筑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需要在滦河修一座铁桥，面对英、日、德工程人员建造这座铁桥相继失败，毅然挺身承担造桥任务，最后出色地完成了全部工程。最大贡献，在于他成功地修建了京张铁路。1905年，担任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总工程师。这条路穿山越岭，全长200多公里，工程之艰巨为他处所未有。他亲自勘测，选定路线。在北京青龙桥东沟，采用人字形轨道，用两台大马力机车调头互相推挽的办法，解决坡度大机车牵引力不足的问题。又与工人一起，采取各种措施，解决隧道工程中渗水、塌方等困难。京张铁路于1909年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总费用只有外国承包商索价的五分之一。后受聘川汉、粤汉铁路会办或总理兼总工程师。辛亥革命后，任汉粤川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督办等，克服种种困难，修建了从武昌至长沙365公里的铁路。晚年编写出版《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等工程技术书籍，以及《华英工程词汇》这部我国最早的土木工程辞典。1919年逝世。中华工程师学会为该会第一任会长詹天佑在青龙桥车站建了一座全身铜像，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的铁路工程师。

（选自瞿林东主编：《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

22课典型例题

　　例1　下面鲁迅的作品中，与《为了忘却的记念》性质相同的作品是（　 ）

　　A．《“友邦惊诧”论》　　B．《狂人日记》　　C．《祝福》　  D．《孔乙己》

　　答案：A

　　例题分析：奠定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是杂文和小说。鲁迅的杂文喜怒哀乐皆成文，是刺向敌人的投枪和匕首；鲁迅的小说把文学的形式和文学的内容有机结合，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题中选项所列四部作品，符合杂文文体的是《“友邦惊诧”论》。

　　例2　下面作品，属于描写农村土地改革的优秀小说是（　 ）

　　①《兄妹开荒》 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③《王贵与李香香》 ④《暴风骤雨》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④

　　答案：C

　　例题分析：解答此题有两个标准：从作品的性质看，《兄妹开荒》是秧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是长诗，其余两项均为小说。从时间上看，《兄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那时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根据地没有进行土改。

探究活动

　　抗日救亡歌曲

　　探究任务：

　　1、阅读已学课文中有关抗日救亡音乐作品的内容。

　　2、收集有关介绍抗日救亡歌曲的词曲作者、词曲内容、创作的具体背景等方面的资料。

　　3、通过重温抗日歌曲，体会和探讨以下问题：

　　A、为什么说抗战歌曲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与呼唤，是华夏九州慷慨悲壮的救亡曲、正气歌、民族魂？

　　B、为什么说抗战歌曲是一部反映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并最后取得胜利的绚丽的历史画卷？

　　C、为什么说抗战歌曲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光辉典范？

　　活动步骤：

　　1、教师课前组织，全班同学分为若干小组。

　　2、按照小组的划分分配收集任务：词曲作者组、词曲内容组、歌曲组、影像组等。

　　3、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抗日救亡歌曲大联唱”，可以按小组的顺序联唱，也可以在小组之间穿插进行。演唱结束后，每个小组推荐一名同学，介绍本组所唱歌曲的创作背景，交流学唱抗日救亡歌曲的感受。

习题精选

　　一、单项选择题

　　1．我国首次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是（　 ）

　　A．《渔光曲》　B．《十字街头》　 C．《歌女红牡丹》　D．《风云儿女》

　　2．《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是（　　）

　　A．聂耳 　 　　B．田汉　　　　　 C．郑律成　 　　　 D．曹火星

　　3．冼星海的音乐作品中，震撼一代中国人心扉，堪称我国音乐杰作的是（　 ）

　　A．《保卫卢沟桥》　　　　　B．《在太行山上》

　　C．《生产大合唱》　　　　　D．《黄河大合唱》

　　4．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成功的长篇小说”是（　 ）

　　A．《骆驼祥子》　 B．《四世同堂》　　 C．《子夜》　 D．《林家铺子》

　　二、双项选择题

　　1．鲁迅的杂文有（　 ）

　　A．《而已集》　　 　　　 B．《南腔北调集》

　　C．《狂人日记》　　　　　D．《愚公移山》

　　2．以下各项与鲁迅有关的是（　 ）

　　A．受陶行知聘请在晚庄师范任教

　　B．投身新文化运动，创作白话小说

　　C．写了大量的杂文揭露敌人的罪恶统治

　　D．创作了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

　　3．郭沫若的历史剧有（　　）

　　A．《二心集》　 B．《虎符》　 C．《阿Q正传》　 D．《棠棣之花》

　　4．国民党政府对国统区的文化发动反革命“围剿”，内容包括（　 ）

　　A．逮捕、暗杀革命文艺工作者　　 B．允许革命书籍出版

　　C．派遣特务袭击进步文化机关　　 D．纠集反动文人、政客吹捧革命文艺

　　二、填空题

　　1．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文学艺术的革命也发展起来，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一些文艺团体，如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30年代成立的________________等，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2．__________世纪末，世界上开始有了电影，并很快传到中国。1896年，_____________首次放映外国电影。

　　3．中国近代绘画艺术有所发展。杰出画家______________的历史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不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还寓以深刻的进步思想。他笔下的_________深沉浑厚，傲骨磷峋，具有独创性和时代感。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也是同时代著名画家，被誉为“南张北齐”。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其中最有成就的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__。

　　四、识图题

　　下图是一部影片的剧照，请回答：

　　（1）这部影片叫什么名字？诞生于哪一年？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2）这部影片取材于什么故事？由谁主演什么角色？

　　（3）演出在当时引起什么效应？

　　五、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郭沫若在阐述他写《屈原》的意图时说：“全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请回答：

　　（1）作者所指的“时代的愤怒”指的是什么？

　　（2）郭沫若的历史剧有什么现实意义？

　　参考答案

　　一、1.A　2.B　3.D　4.C

　　二、1.AB　2.BC　3.BD　4.AC

　　二、1．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　左翼作家联盟　2．19　上诲　3．徐悲鸿　田横五百士　愚公移山　马　张大千  齐白石　4．聂耳　冼星海

　　四、（l）《定军山》，诞生于1905年，是中国第一部国产无声京剧影片。

　　（2）取材于三国故事。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老将黄忠。

　　（3）该片在北京放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

　　五、（1）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破坏抗日。“时代的愤怒”是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愤怒。

　　（2）郭沫若的历史剧表达了作者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怨愤，对光明、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适应了抗战的需要，大大激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扩展资料

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人的小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出现了工农兵文艺运动的新高潮。延安文艺整风以后，作家们深入农村和前线，创作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赵树理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以其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和新的形式，显示了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崭新地位。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早年参加革命，30年代初就在太原的报纸副刊上发表通俗文学作品。周扬说他是“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赵树理在40年代完成中短篇小说十多部，先后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地板》、《福贵》、《催粮差》、《小经理》、《邪不压正》、《两个世界》、《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深刻变化。他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描写男女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敢于向封建传统和恶势力挑战，取得婚姻自主与幸福的爱情故事。作者原来调查的山西辽县（今左权县）的人物原型是一个悲剧，但他站在新生力量的一边，在小说中创作了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喜剧结尾。一反“五四”以来爱情作品的悲剧格局，体现了光明战胜黑暗的时代思潮。作品以诙谐的笔调和大众化的语言，热情歌颂了根据地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歌颂了新社会民主政权的胜利。彭德怀将军看到这篇作品时，兴奋地题词说：“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别具特色的中篇小说，曾被誉为解放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作者以李有才的13段快板，展开故事情节，紧紧围绕减租减息和改选村政权这两个中心事件，描写了山西农村的复杂阶级斗争，显示了“小字辈”农民在斗争中的觉醒过程。作品的新颖构思和独特风格，郭沫若为之倾倒，他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

　　赵树理的中短篇系列小说是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的杰出代表。他善于利用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吸收群众的通俗语言，以作品生动的故事情节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欢迎。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形成了50年代以后的“山药蛋”创作流派。

　　……

　　早在30年代就蜚声文坛的丁玲，1936年来到延安以后，长期生活在陕北农村，写过一些热情歌颂陕北新人新事的散文，受到好评。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发布后，丁玲到晋察冀边区，积极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力图以史诗般的作品，再现中国农村的这场伟大革命。作者构思中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计划分三个阶段写”，后因战事紧张，只“写了闹斗争这部分”，但已充分反映出农村土地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成为中国第一部描绘土改斗争的长篇画卷。“这部名作，是丁玲创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成就”。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共58章，以华北农村暖水屯为背景，通过不同类型的干部、贫雇农以及地主、富农等两方面人物的描写，揭示了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作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成功地塑造了不同阶层“一群活动的人”，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有30多个，都写得形象各别，性格分明。特别是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描写，成为这部巨著的一大特色。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借助环境景物和语言动作，目的是要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来。这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较之其他同类题材作品取得成功的原因。冯雪峰评价它是“几部写土地改革的作品中更为优秀的一部”，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革命的、带来一定高度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

　　与丁玲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暴风骤雨》，作者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1934年参加“左联”，发表过文学理论批评文章，还翻译介绍苏联和东欧作家的作品。抗战爆发后，离开上海到晋察冀根据地，担任战地记者。写过记述八路军高级将领的报告文学集《战地三记》。1946年赴东北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到群众当中，“和贫雇农打成一片”，并注意“和中农也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为《暴风骤雨》的创作，积累了深厚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全国解放后，又写了《铁水奔流》和《山乡巨变》两部长篇小说。

　　《暴风骤雨》分上下两部，以松花江畔的元茂屯为背景，深刻展示了东北北部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全过程。作品中以翻身农民赵玉林、郭全海为一方，与地主恶霸韩老六、杜善人为另一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一场搏斗，最后在县委书记肖祥的领导下，取得了分土地、起枪支、打土匪的彻底胜利。《暴风骤雨》不同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是，它把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相结合，体现了农村阶级斗争与全国解放战争的密切联系，在广阔的生活画面上表现了斗争的复杂性。小说在语言运用上也独具匠心。由于作者把对话看成是“人的行动的一部分”和“刻画人物的有力手段”，因此作品中大量运用了地方的群众口头用语，使作品散发出特有的东北泥土香，表现了鲜明的地方色彩。这是《暴风骤雨》的主要艺术特色。

（选自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茅以升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

　　茅以升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

　　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著，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茅以升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1952年，他参加九三学社，后任中央副主席。为密切党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茅以升早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党组织才接受他的申请，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2岁高龄的茅以升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终身奋斗、追求，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业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消息传来，他非常兴奋。尽管面临筹款能否成功，面临能否打破当时大一些的桥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击败“洋人”的竞争，以及在险恶大江上造桥能否胜任等尖锐复杂的问题，他还是鼓起勇气，知难而上，开始了对钱塘江大桥从筹办、设计、建造、炸毁、直到修复的领导工作。

　　茅以升当时在北洋大学任教。他两下杭州调查研究钱塘江建桥的可行性。钱塘江上水、风、土都不比寻常。上游山洪暴发时，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或遇到台风，江水翻腾激荡，势不可挡。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受水流冲刷，变迁莫测，突然刷深的最大变化可达10米以上。茅以升仔细研究分析了钱塘江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资料，经过调查考虑之后，结论是虽然难度极大，但“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他以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要在钱塘江上施展抱负，为国争光。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工作，拟成建桥计划书。翌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他邀请罗英任总工程师，延聘了4位工程师，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不久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的技术队伍。

　　在此以前，浙江省交通厅已清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钱塘江桥工程设计方案。经研究认为，华德尔方案全桥长1872米，正桥29孔，公铁两线路平列，孔径小，墩子多，水上工程量太大，不适合江水与河床地质条件，需758万元（银元），造价太高。茅以升独立思考，自行设计出6个方案进行比较。在评选工程设计方案时，茅以升的设计方案以其经济合理性一举夺标。

　　中选方案桥址选在闸口六和塔旁。其优点是地质较好；江面较窄，再经堤岸整治，约束江流，使江面宽度缩为1000米；主流稳定，建桥50多年来，通航孔道不变。大桥全长1453米，正桥长1072米，由16孔跨度为65.84米简支钢桁梁组成，钢梁选用铬铜合金钢，强度高，重量轻，抗锈蚀。北岸引桥3孔，南岸引桥1孔，都是用50米的钢拱梁和钢筋混凝土框架及平台组成。全桥方圆配合，色调稠和，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全桥设计方案明显优于华德尔方案的特点有：全桥长度减少；钢梁自重减轻；采用双层结构，桥墩长度减去约一半；墩距加大到67米，减少桥墩数量，水下工程量锐减，从而工期缩短，工程造价大幅度下降；采用等跨度梁，遭破坏时便于修复。全桥造价（决算）仅531.64万元（法币）。

　　在施工上，采取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的措施，如利用钱塘江的水来克服钱塘江的流沙，利用潮汐涨落浮运架梁等。在施工组织上，采用了“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新办法，有效地组织五家承包公司，基础、桥墩、钢梁等工程同时进行，只要两个相邻墩子完工，即可架梁，从而保证了在困难丛生的情况下，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在施工中他克服困难，不断改进施工技术与创新，例如，沉箱下水浮运问题，在修建船坞、滑道失败后，成功地采用了水平轨道运输；沉箱浮运就位后，因洪水猛涨、潮水激荡，多次发生锚走绳断，冲走沉箱事故，后改用10吨混凝土大锚、并用高压射水将重锚埋入泥沙，才使沉箱得以定位；为使长30米的木桩桩顶入土10—15米而设计专用送桩；采用独特的射水打桩法，使原来每24小时打桩1—2根，增加到20根以上；在墩位处沉放柴排和石笼，防止沉箱移动和倾斜；此外，还设计制造了不少特殊工具与设备，如特制打桩船、送桩、沉箱起吊设备，钢梁浮运专用托架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大桥处于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茅以升决定组织赶工，他几乎每天都下到桥基气压沉箱内，与员工研究措施。经全体员工努力奋战，于9月26日通了火车，宣告大桥建成。从1935年4月6日动工起，历时不到两年半。不幸的是，战局恶化，于同年12月23日茅以升不得不挥泪亲自参与将桥炸毁。直至1953年茅以升亲临主持大桥修复工程，才使其得到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多年来，这座大桥始终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茅以升始终关心大桥的运营、养护、维修情况，并于1984年视察运行近50年的大桥后，就另建第二座钱塘江桥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铁路桥梁史这样评价钱塘江桥：“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以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术，用不到3年时间，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并监造，建成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这是旧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培养造就了一批桥梁工程科技人才

　　茅以升在修建钱塘江桥时已下决心，要使已组成的桥梁技术班子，在钱塘江桥建设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让他们在祖国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大桥。为此，他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办成了训练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学校。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建桥队伍，在大桥施工期间，每年暑假前还致函国内各工科院校，请他们选派三年级大学生80人来工地参观实习两个月，每天上课12小时，其余时间分派至各工点实习。桥工处不仅供应食宿，热情接待，还指定专人讲解、辅导。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讲课。这一创举，受到各大学的热烈欢迎。

　　钱塘江桥工处在完成本身任务之处，为了锻炼队伍，还接受一些其他桥的设计任务，如广州“六二三”桥；福建省峡兜乌龙江桥的测量钻探、初步设计；1936年，为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钻探和桥址比较工作，并作出了建桥计划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提出“武汉大桥计划草案”。这些工作，虽因经费无着落而无结果，但锻炼了人才，为以后的建桥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41年唐山交大恢复正常教学以后，他又一次虚席让贤，自己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就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开始谋划抗战胜利后修复铁路、修建桥梁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造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他筹建了桥梁公司，把这些技术人员和原钱塘江桥工处的部分员工，集中到桥梁公司，当时，虽然没有桥梁设计施工工程，就组织他们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搜集参考资料，为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工程准备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接着又承担了部分桥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承办钱塘江桥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尽管这些工作无利可图，却培养了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对祖国的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茅以升不顾责难，派人经营商业，以其收入作为这批职员的生活费用。1944年，桥梁公司经济十分困难濒于倒闭，茅以升筹划未来，从培养人才着眼，还毅然送大量人员去美国实习。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这批留美人员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归国后，大都成为祖国大型桥梁建设的前驱和骨干，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致力于工科教育，倡导教育革命精心培育科技人才

　　1920年起，前后约30余年，茅以升在教育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曾出任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多座大学校长，立基创业，功绩显著，是知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

　　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他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教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此法推行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深受学生欢迎。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茅以升认为旧教育的弊病是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片面追求理论教育的“质”，严重忽视培养人才的“量”。他于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纪念刊和《工程》杂志上发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欧美教育制度，呼吁建立适合我国现状的教育制度。主张“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并且从学制、招生、课程、考核、教授、实习、服务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为新社会培育人才，更应进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写专论《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等，强调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发言，受到周总理高度评价。

　　此外，他还强调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业余教育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

　　30年代，国际上对土力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他对库伦土压力经典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创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讨论研究。1938～1941年间，他在唐山工学院开课讲授，是我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同时向全校师生作“StressesonRetainingWall”等学术报告。1940年，与其兄、弟捐款，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1948年，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在他的倡仪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同年，他代表我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几十年来，我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著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的长期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

　　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工作，长达32年之久。1950年，他被任命为铁道技术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所长时，全所只有60人，4个研究组，只能从事一些试验工作。他不计较单位大小，职位高低，他考虑的是，要发展铁路运输事业，必须发展铁道科学技术，铁道科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复杂而理论又比较高深的综合性的“技术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开拓和发展的领域。他一方面亲自主持院务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为基地，研究科学管理、科研方针，中国铁路建设与铁路科研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的教育、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期间，他结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和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组织和体制问题》、《我国铁路科学研究的远景》等，阐述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生产专业之间，技术科学是桥梁”，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使技术经验理论化，学科理论实用化。“生产技术是技术科学的实践，实验技术则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对生产而言，实验技术是生产技术的前导，有时生产技术亦有实验技术的性质，这就是‘中间工厂’中的生产”，指出生产技术需要综合的技术科学中学科的综合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铁道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技术科学研究，他明确提出：“铁道科研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他针对铁路专业技术综合性的特点，强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也要办成铁路专业齐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茅以升的办院思想，始终贯穿着理论结合实际，科研为生产服务这一条红线。他参加主持制订的1956、1963、1977年铁道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都是“针对运输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选定铁路发展中的重大、综合、长远、理论方面的课题，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解决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1956年编制铁道科技发展规划时，他站在全路科技发展的高度，强调要把铁道系统中的全部科学力量组成全国性的分门分类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把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整个铁道科研力量，全国科研工作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来考虑。

　　他主张“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科研立题要结合运输生产需要，而且强调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要求“加强发展研究，安排好中间试验，及时组织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和推广、形成运输生产力”。他主张对课题进行经济核算，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核算，才能体现出科研工作投入少、产出高的特点，进一步明确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面对科技迅速发展这个现实情况，强调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组织各种专业训练班，建立大学生进院摸底考试制度和导师制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和培养。先后在院内成立了红专大学、科技学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铁道科学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茅以升80岁高龄还亲自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历任铁道科学研究院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离职后，还兼任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

　　铁道科学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职工已达3532人，其中科技人员1827人；全院设有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1个环形铁道试验段；30多年来共取得1800多项研究成果，其中约60%在铁路运输生产建设中发挥了作用。铁道科学研究院现已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铁道科技研究试验中心。

徐悲鸿

　　生平简介

　　徐悲鸿(1895～1953)是江苏宜兴人，父亲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悲鸿少年时代，随父学画，20岁时，在上海卖画。1918年，他接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翌年赴巴黎留学，后又转往柏林、比利时研习素描和油画。他非常喜欢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古典绘画，废寝忘食的悉心临摹。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系主任，抗战后任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直至病逝。

　　名人轶事

　　抗日战争时期，艺术大师徐悲鸿在重庆江北盘溪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活动，有不少传闻甚广的有趣故事，但都不及他画猫赠“马”这两件小事能鲜明地反映他的个性和人品。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纷纷口诛笔伐。在中大艺术系任教的徐悲鸿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回到他在盘溪筹办的中国美术学院后，满怀悲愤画了一幅《怒猫图》，图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立于巨石上，竖起两耳，怒睁着一双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猫须挺直如利锥，咬牙切齿，微张巨口，面向纸外作捕鼠状。图上没有题词，只写上了寓意深刻的“壬午大寒”４个小字，并盖上了悲鸿名章。不久田汉来访，悲鸿将此画给他看，田汉赞不绝口，当即吟诗一首，用遒劲的书法写在画幅的右上角。诗云：“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诗中对徐悲鸿爱憎分明的正义感给予褒扬。

　　也就在这个期间，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迫使许多国立学府随政府迁来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工校等很多学校。遗憾的是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见有能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玉成这件好事。当时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顺应民心，办一个“正风出版社”，但苦于缺乏开办经费。怎么办？李公朴教授给陈汝言献上一计，说：“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一匹‘马’就卖了500元。”陈汝言听后很高兴，因为他深知徐悲鸿的为人，也知道自抗战以来，徐悲鸿大师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卖画的行情及他把画展收入捐献给离乡背井难民的义举。他想，只要这个小小书店徐悲鸿认为办得有价值，他就一定会慷慨解囊的。于是陈汝言便从沙坪坝过江来到江北盘溪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悲鸿听完这个小同乡的坦诚之言，沉思片刻，用郑重的语气回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陈汝言把编委会组织好了又来到盘溪，徐悲鸿立即拿出二千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于是徐悲鸿赠“马”办书店的事迹便被传为佳话。

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导演蔡楚生

　　蔡楚生，广东潮阳人，1906年1月12日出生在上海，后随家人返回原籍，从小家境贫寒，12岁离家到汕头一家小钱庄当学徒，自学了绘画。大革命时代，他投身革命，参加店员工会，并开始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上海，在一家电影公司做个相当于打杂的职员，由此熟悉了整个电影制作过程，1929年他得到明星电影公司导演郑正秋的赏识，作为他的助理，拍摄了《战地小同胞》、《红泪影》等影片。1931年蔡楚生加入联华电影公司，编导了处女作《南国之春》，在电影界展露了头角。1932年他投入左翼电影运动，于1933年加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任执行委员。下层人民的苦难成为他创作的主要题材，1933年以后，他相继编导了《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优秀影片。他虽然没有在学校系统地学习过电影艺术和技巧，但得到了郑正秋的真传，同时他研究外片，在技巧上也有突破，他还深入生活，勇于面对现实和揭露现实的黑暗，故他的影片在思想性上比郑正秋高一筹，几乎每部电影都是可圈可点之作，所创作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难为观众所忘怀，他所导演的影片《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影展中，获得了荣誉奖。

　　1936年，蔡楚生加入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抗战期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37年11月赴香港继续开展抗战电影工作。1938年任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1939、1940年编导《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两片。后蛰居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到处寻觅他的行踪欲加害他，他不得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1944年他到达重庆，后任中央电影摄影场编导委员。

　　抗战胜利后，蔡楚生和阳翰笙等奉周恩来的指示，回到上海建立进步的电影基地，1946年6月他和郑君里等组织联华影艺社，1947年该社和昆仑电影公司合并，成立昆仑影业公司，他成为昆仑影业公司的主要编导，同年他和郑君里联合编导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之作《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的拍摄极为艰苦，几乎拖了一年之久，由于内容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揭露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黑暗，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冷嘲热讽，影片拍成后，国民党政府检查官百般刁难，后来郑君里等想方设法疏通了检查官才给予通过。蔡楚生等运用了蒙太奇等手法增加电影的艺术效果，主要演员白杨、陶金、舒绣文、吴茵等表演出色，使这部影片在历经八年抗战艰苦磨难的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至今仍具艺术魅力。1948年，蔡楚生去香港，任南国影业公司第一部影片《珠江泪》监制人。1949年5月赴北京出席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为第一届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1957年，任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1963年，与陈残云等合编《南海潮》上集等。1965年，连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1968年7月15日去世。

张大千的艺术成就

　　张大千是位不落时流，独往独来的画家，他从来未涉猎西画的范围，也从未纠缠于“传统派”与“革新派”的论争之中，一心只在传统绘画的领域中临习探索，最终他以极其深厚的功底在山水画坛上树起了同代人难以逾越的标杆。

　　中国的山水画在清代基本上为四王、吴恽所把持，其间虽有石涛、八大等遗民派的冲击，但影响甚微，“家家一峰，人人大痴”的四王遗风一直左右着清代整个山水画坛，以至使山水画日渐衰微。张大千将毕生精力花在传统中国画的继承发扬上，清初遗民派的画风亦因他的推崇弘扬而重新引起了画人们的重视。

　　1899年，张大千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一个望族家庭，原名爰，大千是他做和尚时所取的法名。大千有兄弟十人和一位姐姐，都能画画，其中二哥善子与姐姐璋枝对他的影响最深。1914年，张大千就读于重庆求精中学，后与兄善子留学日本，在京都学习染织四年，归国后，拜在著名学者曾熙、李瑞清门下学习书法，不久便入松江禅定寺做和尚，百日后为二哥善子押回四川成婚。他为绑匪掳去前后一百天，出家做和尚也正好一百天，这两个一百天，对大千早年的生活影响很大。25岁时他与二哥同居上海，并随二哥参加了文人雅集的“秋英会”，一举震响画坛。上海报界称他是“一鸣惊人”，而他自己则认为是“侥幸扬名”。也就在该年，他举办了第一次画展，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画成的一百幅作品在个展中全部卖光。大千自己明白，他之所以能在“秋英会”扬名，并能在画坛上绽露头角，并不完全是他作品本身的成就，而是与他仿石涛造假画愚弄了当时一流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有关。陈半丁、黄宾虹、罗振玉俱一一受骗上当，成为当时耸动艺坛的逸事。

　　张大千主张学画先临古仿古，而后走自己的路，所以开始时，他把主要精力花在临仿石涛的作品之上。1927年开始，他便“放眼江天外”了。他欲从大自然中吸取创作的灵感，8年间三度登临黄山，并为黄山填壑搭桥。民国年间登临黄山的画人很多，但以大千为开先，故有“黄山画派始祖”之称。“昔年唯恐其不入，今则唯恐其不出”，他象石涛一样，师古而不泥古，“搜尽奇峰打草稿”，领略造化真谛，“集传统精英和生活灵秀于一炉”，一跃成为为山水传神的高手。勾写点染，泼墨泼彩，若凌空采珠，集北雄南秀山水精华于寸翰之端。1933年，应罗家伦与徐悲鸿之邀，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仅干了一年就辞职，虽然罗、徐对他的要求“一律照办”，但他受不了一点拘束，说是“我根本就讲不出的所以然来，我不主张刻板的功课，我始终认为画画没得教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此后他又过起了闲云野鹤、萍踪飘逸的生活，登名山、游日本，赴英国，办展览，影响与日俱增，艺林为之惊羡。

　　（选自史全书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